大衣哥朱之文最近说了一件事：他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就有人举报。有一次他已经准备上高铁，却接到商家通知，演出取消。举报的理由是说他“劣迹艺人”。他不认识举报者，对方的动机在他看来很简单——“看不得别人好”。
举报是一种合法的监督渠道，这一点毫无疑问。观众对公众人物有意见，向主管部门反映，是制度赋予的权利。但任何一种权利，一旦被用来专门对付某一个人，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朱之文描述的情况，有几点值得注意。举报是持续性的，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在哪演出，他就在哪举报”。举报是有组织的，建了很多群，专门给当地文旅和主办方“添麻烦”。举报者几年前还给法院写过保证书，承诺不再捣乱，但后来换了方式继续。这些特征加在一起，已经不太像“监督”，更像是一种低成本、可持续的骚扰。
骚扰的成本低在哪里？一个电话、一封邮件就能完成，不需要举证，不需要露面，不需要承担说错话的风险。而被举报的人要面对的是：演出取消、收入中断、合同作废、反复解释。主办方这边，核实举报需要时间、需要人力，而取消一场演出只需要一个决定。在“先取消再说”的逻辑下，举报者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让被举报者承受实实在在的损失。
朱之文说商演减少到一个月六七场。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生计。他靠演出吃饭，演出没了，收入就断了。而那些举报他的人，可能连他的面都没见过。
这件事真正提出的问题是：当举报从监督变成骚扰，谁来保护被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主办方在面对举报时，能不能有一个基本的核实流程，而不是一接了之？如果“一举报就取消”成为默认反应，那么举报就会继续成为一些人手里的工具，而真正需要被监督的事，反而可能被淹没在噪音里。朱之文准备起诉，是在用法律划定一条边界。这条边界不仅是为他自己划的，也是为所有可能被同样方式对待的人划的。来 源：海报新闻、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