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证员李辰阳在为老人办理意定监护协议。《前浪》剧照。（资料图）
意定监护能让老人提前安排自己的养老、医疗、丧葬、财产等事宜，“有利于提升终老尊严感”。 《前浪》拍摄的是老人群体的故事，但受众其实是年轻人，尤其以30—50岁的人居多，他们正处在开始考虑养老问题的阶段。
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责任编辑｜黎衡
牛皮纸袋鼓起，里面装着捆扎整齐的钞票；拉链包里是一叠存折，其中一张显示金额为178万元；再加上房子，总价值近500万元——这是92岁的老太太顾梅娣留下的财产。几天前，她在养老院去世。
进屋清点遗产的人有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为什么他会参与这件事？背后涉及一项制度——意定监护。
顾梅娣是孤寡老人，一生未婚，无儿无女。2025年春节，她摔了三次跤，想去住养老院，但没有人签字，求助居委会。居委会上报情况后，街道办推荐了“普陀大道社会公益发展中心”担任监护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成年人可以选择自己信任的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在本人失能后履行监护责任。
这一过程需要公证处公证。李辰阳上门核实情况，看到顾梅娣躺在床上，大冬天的，不开空调，盖着棉被。顾梅娣让他快点办，请护工一天要300块，“吃不消”。“她靠自我奋斗生存，攒钱舍不得花，是认为有钱就有用。”李辰阳说。
签订监护协议后，顾梅娣住进了养老院，选择了最便宜的五人房间。其间，监护组织人员陪她去医院检查身体，发现有脚肿症状，和医生约了治疗的时间。但到了这天，护工早上去叫顾梅娣起床时，发现人已经离世。
问题是，顾梅娣没来得及立遗嘱，她留下的大笔财产，该由谁来继承？李辰阳和监护组织开始想办法寻找继承人。
纪录片《前浪》第二季第一集，记录下了这个故事，2026年7月播出。该片跟随李辰阳的日常工作轨迹，展示了多起不同类型意定监护案例的处理过程，见证了这一新型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情况。
每天，李辰阳会接到二十多个咨询电话，看到各种苦难“波涛汹涌般地向你涌来”。10年来，他经手办理了上千份意定监护协议，感触最深的是老人感谢他时说的一句话：“我在天堂等你。”这句话被用作纪录片的单集标题。
感受到职业是有温度的
根据《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2亿人，占总人口的23.0%。上海则是老龄化程度偏高的城市之一，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37.6%。《前浪》总导演范士广长期生活在上海，观察到商场里面，“喝咖啡、吃饭的，到处是老头老太太”。
在此背景下，上海也成为最早探索意定监护制度的城市之一。李辰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在2013年看到同行写的一篇论文，第一次听说意定监护概念，并了解到国外在办理这类业务时，需要去公证。当时的他正处于职业转型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事。
1993年，李辰阳从上海市司法学校毕业后，进入普陀公证处工作，最初从事与金融、房地产有关的商事业务，节奏快，“一天就要牵扯很多钱财”。20年后，他觉得有些“跑不动了”，开始转向家事业务。“商事业务只讲规则，不讲人情；家事业务是先讲情理，再讲法。”李辰阳说，他开始感受到职业是有温度的。
当时，上海市公证行业协会发起为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公证活动，李辰阳参与了此项公益活动。做了两年，他发现只为老人办遗嘱，并没有解决他们“有尊严地养老”这个问题。有的老人没有继承人；有的老人虽然立了遗嘱，承诺把财产给继承人，也不一定达到养老效果；更严重的，“遗嘱反而变成了‘死亡通知书’”。
意定监护则能让老人提前安排自己的养老、医疗、丧葬、财产等事宜，“有利于提升终老尊严感”。针对这个特点，公证处无形当中承担了重要的预防性司法职责。李辰阳解释说，意定监护是一个人在意识清醒时申办的业务，设定时没有纠纷，不适合法院，因为不存在原被告人。通过公证，私人之间的商谈协议，变成法律上承认的公文书，便于执行。
之后，李辰阳开始主动学习，参加各种研讨会议，逐渐转到意定监护业务。事实上，上海民政部门一些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很早就在研讨“公共监护人”模式，他们意识到养老不能完全依赖家庭成员，也不能全由政府来兜底，需要借助社会力量。2016年，新修订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增设了意定监护条款：老年人可以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并通过公证等方式予以明确”。
李辰阳在普陀公证处办公室。《前浪》剧照。（资料图）
2016年10月，李辰阳接待了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她老年丧夫，在生病住院时，两个子女因意见不一致产生矛盾。老人担心自己将来意识不清时，子女会再起纷争，便想指定自己从小带大的外孙女担任监护人。李辰阳在告知双方法律意义、明确职责后，为她们办理了监护协议。2017年，老太太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公证处确认后，给外孙女签发了监护证书，后者开始履行职责。
同年，司法部将该案例公布为“公证指导性1号案例”，供全行业研究和参考。这是中国意定监护第一个生效案例。
委托人指定亲属作为监护人，天然具有信任基础，但如果是非血缘的“社会人”，就需要公证员判断核实双方关系。2017年，一位八十多岁的孤寡老人，申请意定监护公证，指定由附近一位水果摊主担任监护人，并决定把价值300万元的房子馈赠给对方。老人虽有亲属，但关系淡漠，反而在和水果摊主一家的长期相处中感受到关爱。李辰阳核实后，为他们办理了意定监护协议和遗赠扶养协议。
2020年，在一次媒体报道后，馈赠的房产引起舆论争议；老人的亲属也申请认定老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质疑监护协议的合法性。普陀公证处和李辰阳为此承受了很大压力。2021年，老人去世，水果摊主处理完后事，发起诉讼，要求按照协议判处财产归己。2024年5月，经法院二审判决，水果摊主胜诉，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效力被认可。
如果没有近亲属，也没有可信任的熟人，申请人还可以选择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后者收取一定费用，顾梅娣的案例就是如此。与此同时，也需要提早决定如何处理遗产。李辰阳在与顾梅娣交流时，意识到对方多次摔跤，就是一种生命衰退迹象，征询了她对财产处理的意见。顾梅娣表示想捐出来，但她很自信，说自己还能活十年，等安顿好后再考虑立遗嘱。
在养老院仅仅住了40天，顾梅娣突然去世，难题摆在了李辰阳面前。正是这时，《前浪》编导团队开始了拍摄，见证了寻找继承人的过程。
“看老年困境的切口”
《前浪》之前，范士广工作室推出过备受好评的医患题材纪录片《人间世》。2023年，在考虑新作品选题时，范士广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进入到退休高峰期。他的父亲就出生于1963年，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接近三千万。“纪录片应该关注当下性的话题，而这就是当下要面临的问题。”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也是从水果摊主案例的相关报道中，范士广第一次知道意定监护，并联系到普陀公证处和李辰阳作为拍摄对象。2024年，《前浪》第一季播出，其中第四集《监护人》聚焦92岁的独居老人龚老伯寻求签订监护协议的故事。
一年前，龚老伯在路边摔倒，被路过的刘大姐救助，两人由此相识，之后刘大姐成为龚老伯的保姆。龚老伯想让刘大姐做他的监护人，去公证处找李辰阳办理。他的财产不多，只有退休工资，所住的房屋仅有5%的产权，主要是想在去世后把丧葬费留给刘大姐。
片中有个场面，刘大姐的邻居坐在院子里聊这件事，有人说：“你不想他钱，你去管他干什么？”这句话代表了很多人对意定监护的怀疑态度。但从刘大姐的角度看，她再婚，不被继女接纳，住在家中拘束，反而在龚老伯那里获得了安宁。“他们互相依偎，就像电影《小偷家族》一样。”纪录片联合出品方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制片人谢琳形容。
由于龚老伯年纪大，需要证明自己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去医院检查时，他被诊断有“轻度认知障碍”，司法鉴定结果是“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尽管从镜头中看，他思维清晰，言谈清楚。最终，刘大姐也没能做成监护人。龚老伯因脑梗住院，一个月后去世。
“一个人要决定自己的事，还是挺难的。”范士广希望纪录片能揭示这个制度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纪录片播出后，获得很大反响。2025年初的上海市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完善意定监护制度提交了相关建议及提案。因此，当《前浪》第二季启动时，再次和普陀公证处合作，想要更深地探讨意定监护的价值。“公证处是我们看老年困境的一个切口。”谢琳说。
纪录片《前浪》拍摄现场。（受访者供图）
《我在天堂等你》中的第一个案例也是关于实施中的争议。74岁的上海人老张，和安徽来的裁缝桃姐同居十多年，如今他患胆管癌晚期，想让桃姐做他的监护人。两人间的信任关系没问题，李辰阳受理了监护协议申请，想让老张的照护能有保障。但是桃姐仍在婚姻状态，审核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违背了公序良俗，很可能会被桃姐的丈夫投诉。最终，老张的监护申请被终止。
在另外一个案例中，患有尿毒症的老人鲍志昌，指定女友秀琴做监护人。鲍志昌去世，秀琴处理完后事，前去领丧葬费，窗口却不认可公证书。秀琴现场给李辰阳打电话求助，李辰阳很气愤，和对方据理力争。
“他不是给秀琴一个人争取，而是给那些愿意付出自己去照顾他人的群体在争取。”谢琳看素材时，对这个场景记忆深刻。李辰阳弯着腰，对着桌子上的手机，和对方争辩了二十多分钟。在对方说话的间隙，他活动了一下肩膀，“好像拉开架势要去打一仗”。但他没能成功，最后由鲍志昌的姐姐领取，再转交给秀琴。
在李辰阳看来，很多老人钱财不多，他们到公证处办公证，就是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将丧葬费、抚恤金留给帮助了自己的人。“政策要引导人向善，要根据社会变化而改变。”他说。
《前浪》剧照。（资料图）
两季《前浪》，共拍摄了二十多个意定监护案例。范士广记得有一个未剪辑到纪录片素材中的案例，一位独居老太太，喜欢听越剧，是一位越剧主播的粉丝。后来，主播发现老人好几天没来直播群，便让粉丝团团长去家里看一下，发现她生病在家，状态很不好。大家商量把她送去养老院，主播提出做监护人，去做了公证。但回去后，老太太听信别人“谗言”，认为主播要图她的财产，又去撤销了协议。
像这样反悔的情形，在意定监护案例中很常见，李辰阳认为应该有个冷静期，遵从委托人的意愿。过了一段时间，老太太觉得主播还是对她好，又到公证处重新签了协议。事实上，监护协议与遗产处理并不挂钩，意定监护只是确定一个人来负责决定自己失能后的问题，不代表就能继承遗产。委托人若想把遗产给监护人，还需另外立遗嘱或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老太太的房子卖掉后，钱由公证处保管，每月打给监护人去缴费。去年夏天，范士广去养老院看望老太太，她称呼主播为儿子。
还有一位老人，蹲过监狱，没有老婆，无儿无女，他长期到楼下的馄饨店吃饭，和店主相熟。后来馄饨店拆迁，店主要回老家，想带老人一起回去养老，但居委会不允许。去公证处签订意定监护协议后，店主便有了相关权责。
“其实还是好人多。”范士广说，“当旧有的以亲缘为基础的监护关系不能满足时，需要重构一个新型的监护关系。意定监护所涉及的不只是法律身份的变化，更多的还是情感连接的变化。”
“公共政策一定要提早应对”
在办理各类意定监护协议过程中，李辰阳见识了太多家庭恩怨、人情冷暖。“你是在别人的命运和纠葛当中上蹿下跳。”他形容说。
在鲍志昌的案例中，他其实有一位亲生女儿，但夫妻离婚早，父女疏于相处，芥蒂很深。李辰阳认为女儿有知情权，在鲍志昌去世后，请她到公证处，看遗嘱中是否有留给她的部分。事实上并没有。女儿也没有抱期望，“我不会原谅他的”。李辰阳继续调解，希望监护人秀琴把房子卖掉后，能拿出一部分钱给鲍志昌的女儿。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在之前经手的一个案例中留有遗憾。有一位老人患肝癌晚期，前来办理监护协议。据李辰阳了解，老人品性很坏，“年轻时吃喝嫖赌都干”，没房没钱，只能吃软饭，和女友“同居搭伴养老”。女友则是“江湖大姐”形象，性格强势。老人有个女儿，李辰阳请她也来公证处，征询意愿。但老人现场选择女友做监护人，说不认这个女儿。
办完公证不到一个月，老人去世。女友处理完了后事，从头到尾没通知其女儿。女儿后来从亲戚处得知父亲已离开。她给李辰阳打电话，说爸爸那天骂她，并非本意，只是在女友面前演戏，“为了拉住最后一根稻草”。女儿还说要投诉他，尽管后来并没有这么做。
自那之后，哪怕看到亲人成仇人，李辰阳也希望照顾到各方的意愿。《前浪》第二季播出之后，鲍志昌的女儿看完全片，才了解到父亲生前住院时的痛苦情形，抢救了多次，父亲也恨女儿没去看望他。女儿给李辰阳发微信感谢，说她已放下了心里的负担。
在处理顾梅娣的遗产时，李辰阳调查到她自小被一家烟杂店老板收养，有哥哥和姐姐，他们的孩子曾经来看过她一次，但没有地址和联络电话。按照法律规定，养兄弟姐妹是第二顺序继承人。李辰阳联系到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发布了寻人启事。这件事也被自媒体广泛传播，还上了微博热搜。
五百万元财产面前，各种离奇的反馈出现，有的打来电话，说顾梅娣是他的太爷爷，连性别都没弄清楚；有的写来长信，称自己的义母为寻找顾梅娣，借债100万元……那段时间，李辰阳不时被陌生人骚扰，“骗子又来了”。最后，顾梅娣的外甥女（姐姐的女儿）得到消息，前来继承了财产。
虽然是法定继承人，但没有尽到赡养和监护职责，难免让人“意难平”。李辰阳说，顾梅娣要是知道，“肯定把我骂得一塌糊涂”。他没有忘记顾梅娣生前曾表示想把钱捐出去，和继承人商量，最后拿出20万元，用来资助困境中的老人和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
李辰阳为顾梅娣办理意定监护协议。《前浪》剧照。（资料图）
也是在拍摄纪录片过程中，范士广得知，在上海一些老龄化程度高的小区，有很多空房子。意定监护制度的推行，能够让孤寡老人、失独老人、丁克家庭等群体，借助社会力量养老，并妥善处理自己的遗产，回馈给社会，形成良性循环。
《前浪》拍摄的是老人群体的故事，受众其实是年轻人，尤其以30—50岁的人居多，他们正处在开始考虑养老问题的阶段。7月10日，《前浪》第二季在上海举办首映式。活动结束，一个同事过来，拍着范士广的肩膀说，原先不知道有意定监护，现在觉得自己特别需要这个东西。范士广才知道，原来他和妻子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谢琳有一位高中英语老师，年龄大了，孩子定居在国外，当年的班长时常去探望。她觉得老师也需要意定监护，讨论让班长来担任监护人。“我们不只是在讲‘他者’的故事，更是希望大家看见生活的可能性。”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能建立新的养老关系也是很幸福的，意定监护就是把新的关系、新的情感，用制度确认下来、保护起来。”
首映式当天，恰好上海市民政局发布《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了意定监护的工作流程。“这个文件等于把原本散落在各家机构、各位从业者手里的经验，提炼成全市统一的示范文本和操作规程，向全行业推广。”李辰阳说，下一步还需要上升到立法层次。2035年到2055年是中国老龄化高峰期，“公共政策一定要提早应对”。
根据《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死亡人口1131万人。“少子”和“高龄”对比明显，靠子女来养老的传统面临危机。李辰阳认为年轻人还是应该生育，“当你感知到未来的危险，就提前做准备”。
“如果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那就多帮助别人，做志愿者，做社工，或者捐助社会监护组织。”他说，“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在帮助自己。”
他的朋友圈里记录了一件事：一位高龄失独母亲前来办理意定监护和遗嘱捐赠公证，未来要把财产捐给困境群体。临走时，老人面带微笑说，自己喜欢一个人独处，享受孤独。李辰阳感叹道：“孤独是自己的，享受却需要他人协助。能够帮助孤独的人实现享受的愿望，谁不愿意从事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