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定律视角下农村金融机构“多县一行”改革

“多县一行”是2018年原银监会推出、专门用于村镇银行改革优化的监管制度与组织模式，区别于传统“一县一行、一县一法人”的分散设立模式，是当前我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风险整合、规范治理的核心改革路径。

2018年为“多县一行”模式试点起步元年。首批落地15个中西部试点省份，涵盖河北、山西、四川、云南、新疆等区域，重点服务老少边穷及金融薄弱县域。2020—2024年，“多县一行”由发展性工具转型为化险重组工具，改革重心从增量试点转向存量风险处置。其中，2024年整合节奏显著加快，全年净减少97家，40%通过“多县一行”吸收合并完成法人注销，剩余60%依托村改支、股权转让等路径退出。同期，行业形成两大核心统筹主体，全国仅设立2家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分别为常熟银行兴福村镇银行、中银富登村镇银行，通过集约化管理推动旗下机构批量整合。2025-2026年5月末，模式进入常态化、系统化减量提质阶段，行业整合进入快车道。截至2026年5月末，全国累计落地合规运营的“多县一行”区域性村镇银行110家，村镇银行法人总量回落至1200家以内，较行业峰值累计压降超450家。

2026年4月，监管发布了《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两大核心量化指标，将村镇银行主发起人最低持股比例由15%提升至51%，强制实现绝对控股，根治股权分散、治理失灵问题；统一注册资本最低门槛至3000万元，大幅提升机构存续与新设标准。新规倒逼存量不合规机构加速整合、增资或退出，推动行业彻底告别粗放扩张、牌照套利的发展模式。同时，新规也倒逼村镇银行回答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法人变少是否自动等于服务变强、风险更可控？

正是在这种“继续做碎的代价上升、改革需要新评价坐标”的背景下，引入韬定律具有方法论意义。2026年5月，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提出韬（τ）定律：在几何缩微逼近物理与成本极限后，以系统时间常数τ——信号传输与响应延迟——为优化目标，用“时间缩微”替代单纯“把器件做得更小”。韬定律并不否定性能提升，而是转换优化坐标：当继续“做小”的边际收益递减，改进应转向减少绕路、等待与无效层级。决定系统效能的，往往是延迟，而非单纯的几何规模。若将农村金融机构的法人数量视作几何尺度，则审批决策、资本补充、风险识别与信贷服务响应，构成组织层面的时间常数τ。

韬定律与多县一行改革的映射

把韬定律映射到农村金融组织，关键是识别“延迟”发生在何处。本文把组织τ展开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决策τ，指重大授信、不良处置、科技投入和制度修订在多法人、多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决策时滞。县域法人越多，董事会和高管团队越分散，一致行动越慢，农时窗口、订单融资窗口越容易错过。资本τ，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主发起行补充资本或提供流动性支持从启动到落地的周期。单县法人外源融资渠道窄、利润留存有限，资本到位慢，直接意味着风险处置慢。风险τ，指从风险信号出现到识别、计量、报告直至处置动作完成的时间长度。小法人数据烟囱林立，预警模型、审计穿透和并表管理能力不足时，问题资产往往在局部累积后才被发现，形成“发现晚、处置更晚”。服务τ，指农户和小微企业在开户、授信、放款、续贷、支付和投诉处理等环节的等待时间。客户真正需要的不是法人牌子本身，而是可预期、够稳定的办理效率；法人和系统越碎，接口和规则越复杂，服务时滞往往越长。

多县一行对四类τ具有直接的结构作用。减少平行法人，可以砍掉重复议事节点，降低决策τ；把资本和流动性集中到存续法人或投资管理行平台，有利于缩短资本τ；统一数据标准、风控模型、授信政策和审计口径，有助于压缩风险τ；在邻县保留网点并改设分支，则是在守住服务半径的前提下管理服务τ。因此，多县一行介于“完全独立的县域法人丛林”与“一律改为大行分支”之间，是时间缩微导向下的中间组织形态，也常被用作分步改革的过渡安排。

需要强调的是，四类τ会相互放大。决策界面过多，会拉长资本补充方案的内部协调，抬高资本τ；资本迟迟不能到位，风险处置被迫拖延，风险τ上升；风险识别慢、授权规则碎，一线权限和责任边界不清，最终表现为服务τ恶化。若重组只完成法律主体的加减，核心系统未迁移、授信流程仍双轨、考核激励未重置，则可能出现法人数量下降与客户体验变慢并存，这就是“假缩微”——几何尺度变了，时间常数没有变，甚至因路径变长而变差。

当前多县一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其τ定律解释

第一，减量速度快于提质速度，决策τ与服务τ改善不同步。2025年末农村中小银行法人净减670家，改革节奏快、力度大，但部分地区重组仍主要停留在营业执照变更和并表口径调整。决策权上收之后，若缺少县域授权清单和限时办结机制，基层事事请示，决策τ不降反升；若系统切换仓促，出现双轨运行、产品短暂停办、支付路由不稳，服务τ会在重组窗口期脉冲式抬升。用τ定律解释：机构数量这一几何指标容易观察，决策和服务的时间常数容易被忽视，于是出现“看起来合并了、用起来更慢了”。

第二，资本承诺与损失吸收偏慢，资本τ仍然偏长。村镇银行单体盈利能力普遍偏弱，合并前资源分散。以上海农商银行发起的村镇银行为例，合并重组前（2025年报口径）相关村镇银行约35家，2025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约8.31亿元、净利润约0.36亿元，呈现“机构不少、单体偏薄”。若主发起行的增资、拨备计提和流动性支持不能与合并同步到位，所谓多县一行只是把若干薄资本简单加总，资本τ和风险τ并不会自动下降。τ定律的启示是：没有更快的“能量补给”，系统难以在外部冲击下维持稳定运行。

第三，风险识别和处置链条仍然偏长，风险τ容易被掩盖。不良资产归集、阶段性出表或统计口径调整，如果没有伴随预警模型、数据治理和审计穿透的统一，本质上是延迟的转移，而不是延迟的消除。县域层面的非理性价格战和过度共债，还会在“融资变快”的短期表象下推高真实风险暴露的滞后，使风险τ被更长时间地隐藏。

第四，管理半径拉长之后，容易出现“中台很强、一线很慢”。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通过集约化管理，有助于降低跨省多法人并行的决策τ和风险模型分裂，例如常熟农商银行2019年9月在海南发起全国首家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兴福村镇银行，公开表述一度覆盖约30至32家法人。但若本地信息反馈机制薄弱、产品权限过度上收，局部决策τ和服务τ可能上升，形成四τ此消彼长。2026年上半年曲靖罗平、师宗、陆良等兴福系村行被曲靖沾益兴福吸收合并、管理行持股升至约86.58%之后，更需要防止“管理折叠”变成“服务绕路”。

第五，路径选择与当地金融承载力可能错配。对高风险机构，村改支往往能以更短链条折叠风险τ和资本τ；对金融承载力尚可、本地信息优势明显的县域，过早取消法人可能损失决策灵敏度。若“一省一策”执行中变成“一刀切减法人”，时间缩微就会异化为行政减数。2026年徽商银行将无为徽银村镇银行转设为7家分支、2026年3月石河子交银村镇银行迁入交通银行分支体系、2026年4月前后甘肃农商银行开业并承接约66家涉改机构债权债务，均说明不同路径对应不同的τ瓶颈，不能简单复制。

对村镇银行下阶段推进多县一行改革的建议

第一，以四τ台账验收重组，改变“减法人即达标”的单一KPI。合并或改建方案应明确系统并轨日、授权统一日、资本到位日、重点产品恢复日和投诉观察期，并定期核对贷审时效、续贷时效、预警处置时效等过程指标。未按期完成系统与授权并轨的，应视为决策τ、服务τ未达标，不得宣称改革完成。

第二，分类匹配折叠深度，避免一套方案包打天下。主发起行管理能力较强、相邻县域经济联系紧密的，优先在村镇银行层面实施多县一行吸收合并，主攻决策τ与资本τ。2026年6月2日前后，弥勒、个旧、开远、建水等沪农商村镇银行因被蒙自沪农商村镇银行吸收合并而解散，业务与网点由存续行承接并改设分支，形成一州多县经营格局。跨省布局较多的主发起行，可先通过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折叠战略、科技与风控，再在省内推进区域内合并，兴福系2019年设立、2026年曲靖三县合并的节奏具有分阶段缩τ的含义。对高风险、救助成本高且发起行在当地已有网点的机构，应稳妥推进村改支，优先缩短风险τ与资本τ。

第三，把资本和科技承诺前置，切实压缩资本τ与风险τ。合并方案应同步约定增资来源、拨备安排、核心系统迁移、风控模型统一的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不具备可持续并表管理、科技输出和资本补充能力的主发起行，不宜继续扩大管理半径。监管已有的约谈、限制分红、暂停新设等约束工具，应保持可信度，否则资本τ和风险τ的制度压力会落空。

第四，守住服务τ底线，把切换期阵痛压到可控区间。人员安置、客户告知、双轨并行期限、应急服务专班和投诉快速通道应写入重组方案；存款保险保障和业务承接安排应前置说明，降低信任冲击。公开材料显示，四川省相关改革机构各项贷款由2021年末7762.85亿元增至2025年末11420.85亿元，增幅47.12%，普惠小微贷款增长48.39%。这说明只要资本供给和服务响应真正打通，法人减少可以与服务增强兼容。

第五，重塑内部激励，防止“缩τ”异化为“垒大户”。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经济资本占用和尽职免责应向首贷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产业倾斜，遏制过度共债和价格战，避免风险τ被再次拉长。多县一行后仍应保留必要的县域特色产品权限和社区型服务文化，以授权清单平衡中台效率与一线响应，防止服务τ在考核导向中被忽视。

来源丨经作者授权转发

编辑丨 丁开艳

审核丨秦婷

责编丨兰银帆

往期回顾

Review of Past Articles  -

01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关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

02

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告诉了中国什么？｜宏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