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柜来的人》
最早认识台湾是在侯孝贤的电影里，台湾的村落、街巷、湿漉漉的天气与白茫茫的海岸安静地呈现在银幕之上，历史在静止的镜头中无声奔涌，个人在时代的大浪里颠沛流离。后来了解台湾，则是在张大春的文字里。
如果说侯孝贤以一种宏观的视野拍出了台湾的沧桑与其背后的历史轨迹，那么张大春的最新散文集《我的老台北》则以一种更加私人，也更鲜活、细腻的视角，从过往的人生中俯拾回忆的碎片，书写了一部青春与城市的回忆录。
习武、学吉他、洗胶片、写小说，这是属于张大春的青春，充满了少年的血气、混沌与折腾不完的生命力；辽宁街上的旧家、安和路上的唱片行、戏院与电影街……文字亦还原出台北旧日的模样，逝去的美好一一复现，并与眼前崭新的时代相映成辉。
那个在眷村长大的孩子后来搬进了高楼，满心欢喜，尚不知旧梦一去不复返；站在台大门前失落的少年终也未竟年少的志愿，在懵懂中挥霍着最好的年华，回过头来才看清命运，贪恋旧时光。
“我二十岁，人们对我无比地良善，我每天都经历一些第一次，觉得那些充满了惊奇和意外的事情或许应该就是生命目的。”
下文摘自《我的老台北》
张大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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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些数不完的第一次
十九岁那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投稿到《联合报》参加小说奖，那一年得到首奖的是丁亚民的《冬祭》，我的那一篇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不知道是在哪一个评审环节上给打落的。直到半年之后，稿子才装在一个盖了好些红蓝橡皮章子的牛皮纸袋里退回来。
我换了个牛皮纸袋，寄到汉中街 51 号《幼狮文艺》，那里也在办赛事，奖额只有“联合报小说奖”的 1/16.6666666，可是一次取六篇，不分名次，还有个响亮的名头，叫“台湾小说大竞写”。我那篇原封不动的退稿蒙中了，我把奖金的多一半儿上缴父母，少一半儿则买了把吉他，母亲则替我的吉他缝制了一个完全贴身的布套子，只不过母亲从来改不了口的济南话发不出“吉他”的音，她总是喊这乐器叫“琵琶”。
我带着乐器上学的日子不短，不过，人人似乎都不觉得一把两千四百块钱的吉他有什么了不起，大家称赏的都是吉他套，说它柔软、精巧、用色雅致、绣工细腻，当然，更没有人会赞美我的琴艺。
老实说，虽然我天天提着吉他出出入入，却始终没有锻炼出什么琴艺来。那吉他，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罢了。这一点极其要紧，我必须承认，以及强调：在我十九岁那年所接触开展的很多事情（甚至包括小说的写作）看来都轻巧、便捷，不怎么费力。然而，日后没有什么大出息也是理所当然，我始终觉得父亲轻声嘲笑我半吊子的吉他琴艺有着象征意义，无论对什么事，我并没有“认上应该认的真”。
《咖啡时光》
让我对吉他瞬间失了兴趣的原因是摄影。而且，此处所谓的摄影，既不是日后风行满地的录影，也还不是一般的照相，而是特指当时由《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栏目经由文学奖和专题设计而风起云涌地带动起来的“报道摄影”。
我是在那个时期，才知道“中国电视公司”新闻节目上经常出现的字样“摄影/张照堂”不只是位会用摄影机拍新闻片的记者，他还是一位能够使用单眼照相机、黑白底片转印出震撼人心目之现实的巨匠。张照堂之外，还有阮义忠。
带我认得阮义忠这个人，以及他堪称伟大作品的人就在汉中街51号《幼狮文艺》当编辑，他叫黄力智，我的启蒙师傅。
得了那个生平第一个小说奖之后不久，我家才安装了电话，那个时候每天没事也要打几个电话算是令人兴奋的新鲜事了。
黄力智有一天打了电话来，要我帮忙到台中中兴大学去做一个为期三天的报道采访，主题是全省中外文系组织的比较文学会议要召开第三届大会，会中将要发表十多篇论文，还有一场特邀普林斯顿的知名汉学家高友工的专题演讲。我的任务，就是不限篇幅，全程报道。
黄力智不只分配了任务，他自己也挂上一身的相机，到场为学者们留影。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亲手操作带快门光圈的相机，第一次听比较文学学者说“结构主义”和“诠释学”，也是第一次认真听人说起“报道摄影”这个名词。黄力智说起阮义忠——阮义忠是他的师傅。
汉中街51号是《幼狮文艺》《幼狮月刊》《幼狮学志》和《幼狮少年》四份刊物的办公室，除了黄力智之外，阮义忠另有一个徒弟，也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他叫刘嵩，比我还小一岁，复兴美工毕业之后等兵单服役期间，就在《幼狮少年》担任美术编辑，日后成了知名的纪录片导演，和我也是四十多年的朋友了。
经由黄力智和刘嵩的引见，我和阮义忠第一次见面是在沅陵街上的一家当时极为流行的蜂蜜咖啡（还是蜜蜂咖啡？），咖啡馆招牌上写着“思蜜”两个字。女老板风姿俏丽，巧善周旋，而且有一种豪迈飒爽的英气。我在那一天之前从来没有喝过特调咖啡，黄力智说：“来杯蓝山吧？”刘嵩说：“来杯爪哇吧？”女老板说：“来杯曼特宁好了。”那我曼特宁好了。微酸。
一杯咖啡还没有喝完，阮义忠就拒绝了我也来拜师学艺的请求。他的拒绝很明快：“你不会一直走下去的；我也不要把力气花在不会一直走下去的人身上。”
话说得爽朗坚定，我大概有几秒钟的落寞，像接到退稿差不多。然而我皮粗肉厚，满不在乎，还喝了续杯的曼特宁，一点儿不扫兴地继续听他们三个人描述着跟阮义忠学暗房时种种非人的辛苦。
《咖啡时光》
我非常羡慕那种事后回忆起来，带着点儿过来人骄傲的那种辛苦。当下我就想着：这世上如果有一个师傅，无论是教我弹吉他、唱民歌、写小说，或者是做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学的呀！不一定只有结构主义、诠释学令人目瞪口呆啊！
据说，阮义忠一向在电视公司上班，平常工作上拍的照片，大概也和黄力智在中兴大学拍的学者留影差不多。但是他自己的摄影实践，以及带学生的锻炼，却是另一回事。往往利用任何一点可能的时间，南来北往，东迈西征，在台湾各地串走。用的是柯达PX125和TX400的黑白负片，极少数的时候，也会用上感光度只有64的彩色正片。于我这样一个外行而言，黑白负片的迷人之处，恰是在拍摄者自己冲片、放大，也就是自己掌握暗房技术的整个过程。
透过阮义忠、黄力智和刘嵩看似云淡风轻的闲聊，我才知道，他们已经跑了不少我连听都没有听过的地方：北埔、八尺门、旭海、车城，还有爷亨。说是有一次在北横等公路局班车，在候车亭壁上发现一张路线图，上面尽是许多陌生的地名，有人说：“我们上爷亨去吧？”
后来，在阮义忠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黄力智和刘嵩也带我去了爷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一片从山脚到峰顶不下百数十层的美丽梯田。由于山势陡峭的缘故，每一片田不过几尺宽，然而，青碧色的秧苗在一层层狭窄却蜿蜒绵阡的地势映带之下，比起看惯了的大片水田，要显得益发曲折多姿，而且深邃。多年后我自己又开车去过两次，却发现当地的稻作农耕整体毁弃了，田土看上去芜蔓荒凉，我也只能暗盼是我去的季节不对。
唯其当黄力智和刘嵩把他们刚从阮义忠那里学来的本事对我“转手教学”的年头，大约就是一九七六到一九七九年之间吧，我身上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纪律的归属感。
除了跟着他们几乎毫无目的地到处串走、按快门、取景，以及直觉去感应或臆测着“某个瞬间可能会发生一点能够展现生活、捕捉现实的什么”之外，在居家厕所改装的临时暗房里学会了使用柯达D76、D72显影药粉泡水让胶片显像，还坚守着每分钟摇晃底片盒十五秒钟的程序规定。黄力智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在阮义忠的暗房里，你要是一分钟摇不到十五秒，他就打开你的底片盒子！”换言之，若没有那一点手艺人对工序和技术实务的坚持，我们口口声声所谓的报道、所谓的乡土感性，也许都是虚假的。
“打开你的底片盒子”是一个噩梦，那意味着你先前的拍摄——汇集了生命中所有的奔波热情而具现于那1/15秒到1/250秒的三十六格图像将完全化为乌有，只余一条全黑的胶片。
黄力智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把阮义忠不肯传授的本事都拿出来，还送给我一台带135长焦镜头的Nikonmat（尼康马特）单眼照相机。他要买新相机了，他告诉我：“这一架Nikonmat太重，你拿去练手劲吧。”我当时并不能体会，那是他不希望我把送相机这件事看作是多么大的一个人情而刻意轻易言之，等我明白过来这里面的人情义理，黄力智已经从我的生活中远走他方、不知所终了。
《咖啡时光》
交代相机那天，黄力智指着思蜜斜对面的日本料理店——招牌叫“梅村”，问我：“喜欢吃日本料理吗？”我说没吃过。刘嵩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仿佛不能置信：“怎么可能呢？”我又说了一次：没吃过。直到我完全听信刘嵩的话，把一块沾满山葵酱油的旗鱼塞进嘴里咀嚼一番之后用力吸气再吐气，因之辣得涕泗纵横那一刻，刘嵩才肯相信：那一顿日本料理，就是我的第一次。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开篇的时候就如此形容过：“那时世界太新，很多事物尚未命名。”我二十岁，人们对我无比地良善，我每天都经历一些第一次，觉得那些充满了惊奇和意外的事情或许应该就是生命目的。它们发生，犹如收摄进相机胶卷上的成像，再经由某种魔法般神妙的涂料显影、固着，最后放大在二十四英寸甚至四十八英寸的相纸上，这是我日后写作生涯与现实交织的一个隐喻吗？
倒是黄力智跟我说过几句话，我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只买得起这种过期的相纸，它究竟能不能成像，定影之后又能维持多久，都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