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原火蔓延至我边境后，消防员在边境一线火场扑火。（图/新华社）
几千年来，人们积累了与草原共处的古老智慧，如今却面临新的自然考验。 近年来，沿边境线开辟的防火隔离带作为系统性防火工程而受到重视。但在学者眼中，这道屏障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越宽越好”，更无法做到“一劳永逸”。
“这说明，即使气候变暖增加了火险气象条件，火灾是否真正增多，仍取决于植被、放牧和其他人类活动。”
文｜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伦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斯淇
责任编辑｜毛淑杰
2026年10月中旬，一场源自蒙古国的草原大火，借着秋风直逼中国北疆。
本次火情发生于蒙古国东方省的努姆鲁格（Numrug）自然保护区，该区域紧邻我国大兴安岭林区。经过内蒙古3400余名专业扑火人员连续多日的布防阻截，据新华社消息，至10月13日，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已无明火与烟点，本轮火势未造成中方人员伤亡。
此次火情发生前数周，9月22日，蒙古国国家紧急情况总局在官网刊文，提醒进入“秋季草原林火高发期”。该部门还披露数据指出，蒙古国2026年截至当日，包括41起森林火灾与115起草原火灾，过火面积约120万公顷。
火无国界，防火却有边界。蒙古高原横跨中国与蒙古国，草木相连，风场相通。一道国境线划分了不同的行政管辖，却无法截断草原上的火势。
火源起于境外，令早期干预存在天然的“时间差”。加之草原大风裹挟，火势瞬息万变，“飞火”亦可能越过物理隔离带。长期处于“被动堵截”一侧的中国边境，陷入“年年接火、处处设防”的循环。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不断重塑着草原生态。几千年来，人们积累了与草原共处的古老智慧，如今正面临新的自然考验。
阻截火线
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消防员在边境一线火场携装巡护。（图/新华社）
在大火逼近国境线之前，异样早已在夜色与风中显现。
“开始看到天特别红，后来才发现是火。”货车司机李福贵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李福贵是东北人，跑G331国道送货已有数年，“平均一个月要跑两趟”。这条沿我国北方边境线蜿蜒铺展的国道，自东向西串联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与新疆等省区。在内蒙古段，公路两侧多是草原，视野开阔。
2026年10月8日22时20分许，李福贵驾车从满洲里开往新疆，途经宝格达山行驶到西乌旗方向路段时，他注意到远处天空有些异样，于是拍下视频。
在李福贵发给南方周末记者的视频中，火焰在远处地平线形成一道红线，在夜空中分外清晰。
火舌正借风势迅速蔓延。边境线上的游客也撞见了这处险情。
广州游客唐俊正沿中蒙边境自驾，线路从呼伦贝尔室韦口岸经满洲里延伸至阿尔山市。10月10日10时许，他在靠近中蒙边境线的栅栏外拍到了火情。照片中，远处有几个山头已经呈现黑色。
“当时天气晴朗，气温只有三四摄氏度，大家都穿着毛衣，现场刮着大风。”唐俊说，“虽然肉眼能清晰看到浓烟和火苗，但离得较远，还听不到燃烧的声响，也感受不到热度。”
次日，大火的气味已随风奔袭数百公里。10月11日，与蒙古国并不接壤的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吉林省白城市等地多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市内闻到浓重的烟味，“凌晨被烟呛醒”。
内蒙古阿尔山口岸附近，阿尔山市林草局扑火队员王永和队友们早已进入临战状态。
王永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年深秋，阿尔山林草部门都会例行开展点烧防火隔离带作业。按原计划，阻隔带的点烧定在10月10日进行。但当天下午，他们发现了蒙古国方向腾起烟柱和火光，随即转入火场戒备。
10日晚9时许，中蒙双方口岸协调放行。王永和队友约20人出境，并在蒙古国向导带领下深入其境内二十余公里处，扑灭了约5公里长的火线。深夜12点多返回境内后，“守了一整晚火场”。
次日早晨6时许，队伍再度行动。当天，他们两次出境扑灭火焰，受风向影响，火势不好控制，夜里十点多他们返回境内，边境后续的火情交由专业消防人员接手。
“这不是我第一次打火，”王永说，“前几次火情，都是完成点烧隔离带之后守火场（就行了），这一次火情比较严重。”
“仅按燃烧面积衡量，这已属于特大草原火灾级别。”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包玉龙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根据公开的火情遥感监测图估算，截至10月13日，蒙古国境内的野火过火面积预计达到约61万公顷。
包玉龙指出，本次火情发生于蒙古国东方省的努姆鲁格自然保护区，该区域紧邻我国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境外火联防联控的关键防线。“草原火一旦蔓延进大兴安岭，极易引发破坏力更强、扑救难度更大的林火。”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郑嫦娥长期从事林草防灭火装备研究。“火源位于境外，我国扑火力量主要承担边境阻截任务，其核心目标是防止境外火灾跨境蔓延。”郑嫦娥表示，采取“分段布控、重点防守、动态巡护”阻截策略的方式具有合理性。
火情发生第四天，蔓延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10月13日，在内蒙古3400余名专业扑火人员连续多日的布防堵截下，蒙古国草原火入境险情已实现有效堵截，边境线沿线目前可视区域已无明火与烟点。此轮蒙古国草原火未越过边境线，未造成我人员伤亡。
“境外火”年年吹来
2023年4月10日，与蒙古国相邻的部分地区大火蔓延。消防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扑救。（图/视觉中国）
努姆鲁格自然保护区位于蒙古国最东端，分布着大片森林、草甸与草原，人烟稀少。
10月13日，蒙古国边防管理部门就此火情事件发表声明称，10月6日至8日，边防部队、Mobicom公司管理层以及参加苏姆贝尔边境口岸高速光纤连接活动的当地居民共13人、5辆车进入边境地区。“由于部分人员疏忽大意，一辆汽车起火并蔓延至田野。执法部门正在对起火原因及火灾造成的生态和经济损失展开正式调查。”
就在此次火灾前数周，蒙古国国家紧急情况总局（NEMA）在官网刊文提醒，进入秋季草原林火高发期。该文章指出，蒙古国2026年至今共发生41起森林火灾和115起草原火灾，“不到一年时间，已有12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而火灾数量最多的，正是发生此次火情的东部省。其中，约70%的森林和草原火灾由人为失误或疏忽行为造成，“例如未完全熄灭的火柴、烟头和灰烬堆”。
尽管险情暂时平息，但对生活在中国北疆边境的人们而言，这场大火并不令人意外。
“境外火”在巴图的记忆里，是周期性出现的词汇。巴图是一名蒙古族“90后”，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呼和浩特市区工作。牧区生活对他来说，已是遥远的记忆。
“每年都是从蒙古国烧过来的，我们当地人都有印象。”巴图表示，内蒙古政府在防火方面投入力量较大，安排了很多护林员、护边员，也发动了边境的农牧民进行观察。“但火还是经常从蒙古国烧过来，一点办法也没有。”
“从过去20年的趋势看，蒙古国境内的火灾规模在变大，内蒙古地区的起火频率在增加，整个蒙古高原的跨境火灾总体呈现上升势头。”郑嫦娥分析称，这意味着，此次跨境火情并非偶发的孤例，而是处于蒙古高原跨境火险长期加剧的大背景之中。
多方数据表明，气候干热化正在剧烈改变这片古老的蒙古高原。
蒙古国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发布的《荒漠化地图集》显示，1941年至2025年间，蒙古国年平均气温累计上升了2.5摄氏度，全境高达81.9%的国土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与土地退化。
“气候变暖确实让草原火灾变得更加频繁和复杂。”包玉龙解释，春季积雪早融、返青滞后，拉长了春防期；秋季初雪延后，又延长了秋防期，使得全年高火险的时间窗口显著扩大。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田晓瑞也认为，气候变暖正催生更严峻的火险气象条件。“气候变暖会提高大气蒸发需求，加剧部分区域地表可燃物的干燥程度，并延长适宜燃烧的时段。大量研究表明，全球多地的极端火险天气日数正在增加，高温、干旱与大风叠加，放大火灾风险。”
不过，田晓瑞也指出，不能将火灾的发生简单归结为单一的气候因素。“火灾发生频率还受到雷电与人为火源管控、植被生产力、土地利用方式以及综合防控能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郑嫦娥也认为，气候变暖确实提高了可燃物起火、蔓延的概率，但这一过程还受到降水、植被生长和人类活动影响。
有研究发现，干旱与历史火灾活动存在关联，但在20世纪及21世纪初并未表现出明确的火灾频率持续增加趋势。高强度放牧可能通过减少草本可燃物及其连续性，限制火灾蔓延。
“这说明，即使气候变暖增加了火险气象条件，火灾是否真正增多，仍取决于植被、放牧和其他人类活动。”
一道国境线，两个“火世界”
2026年7月29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郭勒草原的一座火山上眺望远方。（图/视觉中国）
过去，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在漫长的生存与迁徙中，他们积累了古老的用火智慧。
在包玉龙常年追踪中蒙跨境草原火情的遥感监测图上，以红色国境线为界，两侧的火点分布截然不同。近年来的火灾痕迹几乎全部集中在蒙古国一侧，中方一侧火点极少。
受大陆性气候影响，每年防火季经常刮西北风，蒙古国一旦起火，火势极易向中方境内蔓延。“这也是跨境火防控的难点所在。火点在境外刚发生时，我们无法过去处置；等火线被大风越拉越长、逼近国境线时，小火已经变成大火，扑救难度成倍增加。”包玉龙说。
郑嫦娥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除了草原火灾蔓延速度快、易受风场变化影响外，跨境草原火防治存在现实困难。
她表示，蒙古高原部分地区人口密度较低，道路、取水点及消防基础设施分布稀疏。这使快速抵达火场、人员调度和持续补给存在困难。再加上境外火灾的监测、信息共享和联合处置涉及不同国家的管理体系，特别是在风速较大时，留给边境防控人员的响应时间可能很短。
两国一线扑救力量也有巨大落差。
据媒体报道，此次灭火行动中，蒙古国投入了“109名官员和工作人员，出动18辆车参与。大约10月12日凌晨0时55分，大火被扑灭”。而据央广网消息，自监测到火情，内蒙古迅速调集“地方专业、半专业扑火队、消防救援机动、森工集团等3400余人，在边境一线巡护，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力封堵境外火情”。
“两边力量差距这么大，核心原因是他们本身可调动的人力基数非常有限。”包玉龙解释，蒙古国基层“苏木”（相当于乡镇）平均人口仅两千人上下，常态化在编人员极少，遇险往往只能临时动员周边牧民。再加之，此次起火区域本就是人烟稀少的旷野，能调集的人手更少。
“蒙古国缺少常态化的基层专业扑火队伍，偏远牧区面对春季草原火，受现实条件限制，有时甚至只能任其自然熄灭。”包玉龙指出，相比之下，我们虽然边境同样地广人稀，但跨区域动员与调度能力强，短时间就能集结起大规模扑火队伍。
在基层防火治理上，中蒙也有诸多不同。
“内蒙古推行草场承包到户，很多牧民用铁丝网把草场分割开来，形成散点状的‘家庭牧场’。草原可燃物分布也就变得破碎。就算局部起火，也不容易发展成大面积的野火。而蒙古国还保留大片完整草原，一旦遇上大风，火势就会快速大范围扩散。”
古老智慧
2020年12月27日，内蒙古鄂托克前旗蒙古族圣火节。（图/视觉中国）
包玉龙少时曾跟随父亲在草原放牧。“小时候我自己都见过牧民烧荒。”那时草原用火还没有严格管控，没有大风的天气里，有的牧民会小范围烧荒。一旦发现火势有往外蔓延的苗头，邻里就会一起动手把火扑灭。
“不过，一般有季节和天气限制。比如秋天不烧，大风天气不烧。”包玉龙解释，在他的通辽老家，每年4月中旬到5月初牧草返青前的烧草场是有益的。因为烧掉往年的枯草，既能杀灭虫卵，草木灰还能滋养土地，提升地表温度，帮助牧草更快返青。但是，秋天的牧草是牛羊过冬的关键草料，秋天起火就是实打实的灾害，“牧民也不会在秋天放火烧荒”。
有资料记载，过去很多蒙古牧民生活在草原，家族或所在社区会组织骑马巡逻队，负责监视火情。近年来，随着牧民向城镇流动，有人提出，这客观上减少了火险季的民间互助力量，转而倚仗于消防、林业等行政力量。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孟根达来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内蒙古一些家庭因子女上学、陪读或养老而分住城乡，但仍继续经营草场和牲畜。相关学者对锡林浩特一个嘎查（注：蒙古语对行政村的称谓）的调查也发现，人口外迁后，牲畜数量并未同步减少。其次，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确实可能影响巡护和初期响应。但是否出现“防火真空”，还不能由进城趋势直接推定，需要结合当地的巡护安排、报警条件和响应情况判断。
“牧民进城居住并不等于退出牧业。社区互助与专业治理也并非简单替代。我国应急管理部公开材料显示，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曾按邻近牧户建立消防联防区，由基层干部、牧民和扑火人员共同参与。”孟根达来说。
近年来，沿边境线开辟的防火隔离带作为系统性防火工程而受到重视。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2025年10月披露，在内蒙古兴安盟西北部的边境线上，修建了一条全长131公里的中蒙边境防火隔离带。
不过，在学者眼中，这道屏障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越宽越好”，更无法做到“一劳永逸”。
“防火隔离带的核心机理在于阻断地表可燃物的空间连续性。”郑嫦娥提醒，隔离带的实际阻火效能受到风速、火焰长度、地形起伏、植被类型以及日常清理维护状况的多重制约。尤其在遭遇极端大风天气时，强烈的热气流极易裹挟未燃尽的火星形成“飞火”，直接跨越隔离带引燃我方草场。“因此，不能将物理隔离带视为绝对安全的屏障。”
田晓瑞也指出，对重要口岸、居民点、牧业设施、交通线路及其他高价值保护目标，应结合当地火灾发生概率、主导风向、地形、可燃物分布和扑救可达性，分区布设防火隔离带、生土带或经过管理的低燃烧性植被带，而不是简单沿边境均匀设置同一宽度的防火带。
2024年，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专家埃尔德内苏布·巴亚拉加入了一个名为“保护遗产”（Preserving Legacies）的项目。媒体报道称，在该项目的部分支持下，蒙古政府正在加强其消防队伍建设，将传统的骑马灭火技术与卫星探测和先进气象模型等现代技术相结合。
“适应能力至关重要。”巴亚拉在上述报道中说，蒙古人的祖先之所以懂得如何在草原上生存和使用火，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想阻止今天的火灾失控蔓延，就需要像祖先那样应对。
“我相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才是解决之道。”她说。
（李福贵、唐俊、王永、巴图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