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公众号文章2026-10-20

书籍史、文献学与史学史的三重解构——何朝晖《明代政书解题》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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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史是用社会史、文化史的方法来研究书籍，进而通过书籍以及书中知识的产生与发展、传播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来研究历史的学问；文献学是研究古代文献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等问题的一门学问；而史学史探讨历史学的起源、演变、主要流派、重要著作和人物，以及历史学在不同文化和时代的特点和影响的一门学科。以上三门学科本来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终究，要将这两门学科串联起来，用于对明代政书相关问题的探讨，还是属于一种新的尝试。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的新作《明代政书解题》就是将这三种解释模式结合起来，将明代典章制度方面的史书比较完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不仅有利于明史研究者检索史料，也是对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专史的发展规律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总结何朝晖的新作，有以下几个特点较为突出：

第一，对明代典章制度体著作的概括非常完整。全书一共收录介绍了242部明代政书，而集中国传统目录学成果之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卷81、卷82、卷83“政书类”的书目，涵盖明代人所修的、内容也是明代典章制度的史书，全部也不超过10部。由此对比我们可以认定，何朝晖的著作内容包罗宏富，搜集全面，这为往后从事明史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史料上的极大便利。当然，作者在浩如烟海的明代史书中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找到这两百多种政书，也是极具功夫的基础性工作。据作者在《前言》中所言，此242种政书除了取自中国大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各大馆藏，还将中国台湾地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史语所傳斯年图书馆等海峡对岸所藏收入其中。另外还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馆所藏，也都被收入书中。凡海内外有汉籍之处，皆有收罗者足迹。这就让这部书成为目前收录最为全面的明代典章制度的政书解题。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作者为了明代政书研究所付出的劳动是海量的心血与汗水，值得史学工作者钦佩。

第二，全书引入了书籍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对传统文献学方法的全面更新与深化。其实，中国传统的文献学也是一种书籍史，但文献学作为一种书籍史，其研究的范畴都没有超越书籍本身。而近年从国外传来的书籍史研究特点，则是强调书籍是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活跃的有生命的主体，并且注重研究书籍在形塑社会文化上的作用。何朝晖的作品中，讨论了明代政书的编纂方式，认为政书记载国家法规制度，在编纂出版和流通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参与编纂人员上至皇帝、政府机构和官员，下到士人与书坊。而明代政书的出版方式，虽然主要以官府或官员刊刻为主，但民间出版也较为普遍。尤其是将明代政书与明代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相联系，认为明代中后期原有制度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朝廷之制多有更新，而这些新的制度需要用编纂政书的方式记载下来，使改革成果固定化，避免因官员的迁转而中断。这些论断都体现了书籍史研究的特色，让中国传统典章制度史的研究又一次焕发新机。

第三，发展了传统目录学中书录解题的方式，将解题的内容与方法推到一种新的境界。书录解题是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的一大特色，从《汉书•艺文志》开始，书目就有了简单的解题。只是其《汉书•艺文志》的解题内容比较简略，多数只是标注了原书的卷数或篇数。《隋书•经籍志》的解题有所发展，常包括书的卷数、作者以及注者等关键信息。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将传统的书录解题发展到了极致，其解题内容不仅包含书的版本、作者、卷数以及主要内容等重要信息，还对书的优劣成败给予评判，为后人使用《四库全书》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在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上，何朝晖教授的《明代政书解题》一书将书录解题的方式与内容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保留了传统书录解题中的版本、作者、卷数、内容等信息，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作者传记、作品体例、书籍传播、馆藏信息以及刊刻过程等以前目录学著作中忽略的内容。如果从书籍史的视角来看，这些内容不仅为这些书的使用者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展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全部过程，目录学著作由此就成为清晰而直观地展示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发展史。

第四，对政书的分类最为全面也非常合理。历史上任何一种事物的分类都在随着学科的发展而逐渐细化且科学化，《明代政书解题》一共收罗了数百种政书，这些政书内容体例非常复杂，要对其定位分类也并非易事。何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先是将明代政书作出了两种分类，一是按照政书的体例，将政书分为“通制”和“专题”两类。另外又用另一种分类法，按照政书的内容，将明代政书分为“编撰性政书”和“资料性政书”两大类。何朝晖解释编撰性政书是指作者在书中不仅保存了制度性史料，也加入自己的叙述与评论；而资料性政书是将原始资料收集起来，不包含作者自己的观点。在编纂性政书类目下，又分为“综合性政书”与“专题性政书”两类；资料性政书类目下又可以分为“公牍档案汇编”“一人一事记录”两类。在此基础上，综合性政书又可以分为“法规性政书”“汇编性政书”“政书丛书”三类，而专题性政书又可以分为“国家法令”“部门规章”“官署志”“对某一制度的记述”四类。以上分类方法将明代政书分成多种类目，在政书的分类方面走到一种全新的境界，给每一种政书找到一种合适的定位，也为以后人们使用这些史料提供方便。

第五，体现了明代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自从唐代杜佑撰《通典》，改变了古代历史编撰的格局，典章制度专史就一直在史学史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史学发展的又一大转折。《通典》创造了综合性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深刻地指出，明代典制政书大多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史学同社会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而何朝晖也总结出明代政书“颁行功令”“整理成例”“助力革新”“除弊防奸”“救时匡国”“行政工具”“场屋之用”等功能，无不透露出明代政书具有十分强烈的实用性价值取向。不仅如此，何朝晖的著作还总结了明代政书的发展沿革历程，发现大部分政书产生于明代后半期。这与明代史学的发展趋势也完全吻合。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也指出，明后期史学逐渐形成重视现实实务的经世史学思潮，而明清之际的史学家、思想家把史学中传统经世致用思想推向高潮。何朝晖的著作从明代政书这一侧面，证实了明代史学的发展逻辑有一个由保存历史记载到务求经世致用的演变过程。

何朝晖的《明代政书解题》是运用了现代书籍史、文献学以及史学史多种学科知识撰成的一部具有很高实用性价值的工具书，不仅是书籍史与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也发展了传统文献学的解题方式，堪称一部力作。但也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如对某些重要政书的缺载，尤其是救荒政书不收，作者说是因为有《明代荒政文献研究》一书，这样的理由有些牵强。实际上前人研究总有疏漏，如果何朝晖能提供一部完整的明代政书解题，会让史学界研究典章制度的学者们更加欢迎。另外，书中对某些史学史问题的阐释也有待深化，如解释明代政书的时间分布，只是将其与明代刻书业的发展历程相关联，显然失之简单。似乎应当在明代政治、经济以及学术等综合因素中去寻找政书时空分布的深刻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