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逸飞
某天中午，你摩拳擦掌，打算抢演唱会门票。谁知虽然提前订好了闹钟，找到了网速最快的地方，甚至发动了亲朋好友抢票，却依然与门票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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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现场的歌也能在线上听到，离歌手也很远，为什么我们还是想去演唱会现场呢？
演唱会现场吸引你的原因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的部落仪式时，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
平日里各自劳作的人们，一旦聚集在篝火旁、开始一起跳舞，就会迸发出一种特殊的集体能量——每个人的边界似乎都被溶解了，情绪也变得更加明显，仿佛与更大的整体融为了一体。
他给这种现象命名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也就是指在类似的情境下，每个人都像拧开汽水瓶时冒出的小气泡那样，被周围的活力托举起来[1]。
演唱会也是这样：在现场，所有人，为了同一件事而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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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欢腾的出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2]：
//1. 知道自己和其他人在关注同一件事
人们仅仅是待在一起并不会产生集体欢腾。只有当参与者们都共同关注着同一个目标，并意识到这一点时，大家才能感受到一种“共同的注意力”[3]。
例如，今天又在听领导的夸夸其谈，虽然看似都在认真开会，但想着下班吃什么的你与偷偷听歌的同事注意力焦点显然不同。但假设你现在正在音乐会的现场，并意识到所有人的精力都集中在音乐上，那么此时你就不再是孤立的感知者，而与其他人共享这一份对音乐的关注。
//2. 一种无需言明的共同身份认同
有了注意力还不够，要让一群人一起欢腾，还需要在心理层面让“我和这些人”变成“我们”。
只是与其他人同时处于同一个空间，并不会让人觉得自己与他们属于一个群体，更不用说对这个群体产生身份认同了。要实现这种身份的转变，个体必须要意识到“我们有某一种共同点”[4]。
在演唱会或Live House 现场，这个共同点就很显而易见了。能够出现在这里，就说明愿意为这个歌手付出——我们都是ta的粉丝！
演唱会，Live House，乃至音乐会等，恰恰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
那么，为什么线上听演唱会跟线下听感觉有差别呢？
这是因为线上参与难以实现集体欢腾。有学者尝试从系统科学的领域给出解释：
集体欢腾本身是一种需要亲自到场的自组织现象：每一个在场的人，既是这个系统的创造者，也在被它改变；你的欢呼影响了周围的人，周围观众的反应又放大了你的情绪，每个人的状态都在持续地影响和塑造着彼此，形成系统科学中所说的“耦合（coupling）”[5]。
耦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即使没有任何直接的言语交流，仅仅是共处同一空间，人们的生理信号和情绪反应就已经开始同步[6]。
当这种互相影响达到足够的强度，就会触发涌现（emergence）[7]，也就是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状态。集体情绪在强度、质量和持续时间上都会产生个体情绪无法解释的新性质：人们共同经历情绪时，强度会显著增强。并且，即使有些人已经平静，他们之前的情绪表达还会激活其他人，让集体层面的情绪强度反而随时间持续上升[8]。
而在现场，每个观众的激动感染更多激动，喜悦引发更多喜悦，整个人群的情绪在彼此的推动下被不断放大，直到出现一种整体情绪远超各个部分情绪之和的集体状态。
这个过程，是无法被数字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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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欢腾”的感觉持续的时间会比演唱会的时间要久得多。
为什么如此回味无穷
其实，参加线下活动还给你带来了这样的变化：
一方面是持久的积极感觉。
参加线下活动能够给你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比活动本身的时间长。这里说的积极影响包括更高的社会链接感（我们都喜欢这个歌手，家人啊！）、更强的幸福体验（散场之后还在回味，久久不想离开），以及对所属群体更深的认同（不愧是 xx 的歌迷，真有品味）[9]。
那些在演唱会现场感到集体欢腾的人（例如，认同“这个活动让我感到与在场的人更亲近了”或“我感觉这个活动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我”），一周之后的幸福感要显著高于没有感到集体欢腾的人。同时，在回忆过去集体欢腾经历也能够显著提高人的幸福感[10]，说明仅仅在脑海里重新经历那种“与他人连接，感到归属”的瞬间，我们的幸福感就已经提高了。
另一方面是对自我归属的明确。
现场活动不只激活了你的愉悦情绪，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你对“自己属于谁”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是因为，人们倾向于从所属群体中汲取自我认同与归属感——找到了同类，就是找到了一部分自我[11]。同时，对动漫粉丝群体的调查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对同好圈的认同程度能够预测更高的线下活动参与频率，而参与线下活动的次数又能够预测更高的幸福感——也就是说，在线下的交流共处中，认同感才能更完整地转变为幸福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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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一个平日里觉得自己的歌品比较小众、冷门的人走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的现场，会发现这里有更多懂自己的人。那一刻被激活的不仅是开心，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我属于这里”的确认感——而这种幸福的感受，在散场之后很久，依然会持续回响。
结语
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是维系社会凝聚力的机制。人类需要定期聚在一起，一起激动、一起共鸣，一起感受自己是某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从而重新激活凝聚力[1]。
在几千年前，那个“更大的整体”是部落。人们围着篝火起舞。现在，这个场景可以发生在万人演唱会，可以在特定主题的音乐会，同样也可以发生在Live House，以及更多符合条件的场景。
虽然形式变了，但在与陌生人因为喜欢同样的人而对上视线的时候，那种“找到了同类，找到了群体“的感受，与围着篝火起舞的祖先们没有什么两样。
向上滑动阅览参考文献：
[1]Durkheim, É. (1912).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Félix Alcan.
[2]Gabriel, S., Naidu, E., Paravati, E., Morrison, C. D., & Gainey, K. (2020). Creating the sacred from the profan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nd everyday activitie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5(1), 129–154. https://doi.org/10.1080/17439760.2019.1689412
[3]Krueger, J. (2014). Varieties of extended emotions.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13, 533–555. https://doi.org/10.1007/s11097-014-9363-1
[4]Salmela, M., & Nagatsu, M. (2017). How does it really feel to act together? Shared emotions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we-agency.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16, 449–470. https://doi.org/10.1007/s11097-016-9465-z
[5]Kelso, S. (1995). Dynamic Patterns: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Brain and Behavior. MIT Press.
[6]Golland, Y., Arzouan, Y., & Levit-Binnun, N. (2015). The mere co-presence: Synchronization of autonomic signals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across co-present individuals not engaged in direct interaction. PLOS ON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25804
[7]Feiten, T. E., Peck, Z., Holland, K., Chemero, A., et al. (2023). Constructive constraints: On the role of chance and complexity in artistic creativity. Possibility Studies & Society, 1(3), 311–323. https://doi.org/10.1177/27538699231193539
[8]Goldenberg, A., Garcia, D., Halperin, E., & Gross, J. J. (2020). Collective emo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2), 154–160.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20901574
[9]Koefler, N., Naidu, E., Gabriel, S., Schneider, V., Pascuzzi, G. S., & Paravati, E. (2026). Let the music play: Live music fosters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nd leads to lasting positive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52(3), 546.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241288027
[10]Naidu, E., Gabriel, S., Wildschut, T., & Sedikides, C. (2024). Reliving the good old days: Nostalgia increas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rough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5(1), 22–32.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221149813
[11]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7). Brooks/Cole.
[12]Leshner, C. E., Reysen, S., Plante, C. N., Roberts, S. E., & Gerbasi, K. C. (2024). Fandom identification and in-person activities as mediator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spla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Fandom Studies, 12(1), 59–76. https://doi.org/10.1386/jfs_00089_1
[13]Kronsted, C. (2025).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s self-organization and en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Ontology, 11(1), 1–27. https://doi.org/10.25365/jso-2025-8732
作者 | 张逸飞
美编 | 伯翰
来源 | 西城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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