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企业该不该提价，一个家庭该不该把换车计划推迟一年——这些看似琐碎的选择，为什么会汇成整个经济的起落？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E·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
作为伍德福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金融经济学学术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接受学院市场部采访时欣喜地表示，“我们每周起码能在宏观经济学的讲座系列上见面，所以我特别高兴他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们已经办了几次庆祝活动了。”霍尔教授虽已退休，魏尚进对他的授课仍念念不忘。“我读博士的时候，除了读霍尔教授的论文，还有幸听过几次他的讲座。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讲座不仅清晰，而且时不时会甩出几句幽默的话。”
两位获奖者的研究，究竟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的什么？这套框架又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可落地的政策启示？魏尚进作了进一步分析。
魏尚进与迈克尔·伍德福德合影
Q：今年诺奖经济学研究，到底解决了经济领域里什么长期困扰大家的问题？这项成果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哪里？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是“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通俗地说，经济总是有起有落，稳定政策就是在经济下行时降息、扩大财政赤字，在经济过热时反向操作，把波峰和波谷“削平”。两位获奖者回答的，是一个困扰了宏观经济学几十年的问题：如果老百姓和企业都是“向前看”的，会预判政策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那么政府和央行还能不能、又该如何熨平经济波动？
自凯恩斯以来，稳定政策一直是应对经济波动的重要手段。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流宏观模型，主要依靠通胀、产出、消费等宏观变量之间的历史统计关系来指导政策，比如“通胀高一点，失业就能低一点”的菲利普斯曲线。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这些模型失灵了：刺激政策没能降低失业，反而带来了失控的通胀，西方经历了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十年。当时很多人认为稳定政策弊大于利，甚至主张让它“退休”。卢卡斯等人指出，问题在于人们会根据政策改变预期和行为，过去的统计关系一旦被政策利用就会变形。此后一部分学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个体的最优反应，稳定政策基本无用甚至有害。宏观经济学因此长期处在“两张皮”状态：讲政策的模型缺少可靠的个体行为基础，讲个体行为的模型又推导不出有用的政策。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贡献，就是重建了宏观模型，让稳定政策重获生机。他们不再从宏观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出发，而是从千千万万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出发——家庭如何消费储蓄、企业如何定价投资、劳动力市场如何决定工资就业——搭建能够严谨评估稳定政策的宏观框架，并证明在价格、工资调整存在摩擦的现实条件下，设计得当的稳定政策确实能够改善全社会的福利。打个比方，过去制定政策像是只看后视镜开车，而他们给了决策者一套“发动机原理”，让人知道每一个政策按钮是通过什么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
霍尔：
把消费、投资和就业的“微观账本”算清楚
霍尔的研究覆盖面很广。一是消费理论，这也是诺奖委员会特别强调的成果。他在1978年证明，如果家庭是前瞻的，根据对一生收入的预期来平滑消费，那么消费的变化事先是无法预测的，只会对“意料之外”的新信息作出反应。这一看似简单的结论意义重大：凡是人们早已预见到的变化，都已经体现在今天的消费里了；临时性、一次性的刺激对消费的作用有限，真正决定消费的是人们对长期收入的判断。二是投资理论。他与乔根森提出的“资本使用成本”框架，说明了税收、折旧和利率如何通过改变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成为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设计的理论基础。三是劳动力市场与失业。他关于工资粘性和搜寻匹配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经济下行时失业会大幅、持续地上升。此外，他关于企业定价加成的测算，以及长期主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周期认定委员会的工作，都让宏观分析更贴近真实数据。
伍德福德：
现代货币政策的“理论操作系统”
伍德福德的代表作《利息与价格》（2003）系统建立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理论，如今世界主要央行使用的政策分析模型，核心大多是这套框架。它对货币政策实践的指导意义，我认为集中体现在以下五点。
第一，货币政策的本质是“管理预期”。这也是诺奖委员会所强调的核心：在这类模型中，家庭和企业在储蓄、定价时都是向前看的，因此政府和央行公布政策计划本身，就能改变人们对未来的看法，从而把经济推向正确的方向。伍德福德指出，真正影响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不是今天的隔夜利率，而是市场对未来一段时间利率和通胀走势的预期。央行今天降息25个基点本身作用有限，关键在于它让市场相信什么样的未来。由此，央行的透明度、沟通和信誉不再是“软技能”，而是政策本身的一部分。这为通胀目标制、定期发布政策路径和前瞻性指引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按规则行事、可信承诺优于随机应变。他论证了央行若能以一种可预测、可信的规则行事，就能以更小的产出和就业代价稳定物价。一个重要的推论是：通胀上升时，名义利率的上调幅度应超过通胀的上升幅度，使实际利率真正提高，否则通胀预期可能自我实现；反之，面对通缩也需要实际利率真正下降。
第三，为“零利率困境”和通缩陷阱开出了药方。这是他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与埃格特松在2003年证明，当政策利率已经降到零附近、常规工具失效时，央行仍可以通过承诺“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宽松”，甚至承诺在经济恢复后容忍一段时间通胀略高于目标，来抬高通胀预期、压低实际利率，从而走出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广泛采用的前瞻性指引，以及美联储2020年推出的“平均通胀目标制”，都能看到这一思想的直接影响。他在2012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报告，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策讨论。
第四，给出了稳定政策的福利标准。他从家庭福利出发推导出，央行的目标应是稳定通胀以及“实际产出与有效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增长；同时要区分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对需求不足要坚决应对，对能源价格上涨这类供给冲击，则应重点关注其是否引发预期和工资的连锁反应，而不是机械地对价格的直接上涨作出反应。
第五，强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必须协调。他是“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指出物价水平不仅取决于央行，也取决于公众对政府预算前景的判断。在利率很低、货币政策空间受限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尤为关键。近年来他还研究了人们预期并非完全理性、计划视野有限时政策如何设计，这提醒央行：政策信号要足够清晰、简单、有力度，才能真正传导到普通人的决策中。
成果的价值与意义
其一，理论价值上，他们回应了“卢卡斯批判”，让宏观经济学在承认人是理性、前瞻的前提下，重新为稳定政策确立了科学依据，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其二，实践价值上，这套框架已经成为全球央行和财政部门的“通用语言”：通胀目标制、前瞻性指引、政策规则评估、财政政策乘数测算，都建立在这些研究之上，过去三十年主要经济体通胀波动显著降低与此密切相关。其三，它在应对危机时经受了检验。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在利率触及零下限后依然能够有效施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事先已经有了这套理论储备。正如诺奖委员会主席哈斯勒所说，他们的工作为全球央行和政府使用的模型提供了稳固的理论基础，让我们能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这类冲击。
当然，这一框架也在不断完善。2008年危机暴露出早期模型对金融摩擦、家庭异质性重视不足，后续研究正在补上这些短板。但正是霍尔和伍德福德奠定的“从微观行为出发评估宏观政策”的方法论，使这些改进成为可能。
Q：放到中国当下的经济环境来看，我们可以从这套研究结论中借鉴什么，在政策制定、经济实践上有哪些值得留意的方向？
诺奖委员会特别提到，这套理论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两类冲击：能源危机和家庭消费的突然变化。这两点恰恰都是中国当下面临的现实：一边是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输入性成本冲击，一边是居民消费意愿偏弱。因此，这套研究对当下中国最直接的启示，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稳固地走出通缩。
一、为什么走出通缩如此重要
从2023年二季度开始，我国GDP平减指数连续12个季度为负，是近几十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价格低迷。今年以来情况出现积极变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由负转正，6月上涨4.1%，8月上涨3.8%；二季度名义GDP增速自2023年以来首次超过实际增速，平减指数转正。但需要清醒地看到，这轮价格回升相当程度上来自国际油价上涨等输入性因素以及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涨价，属于“成本推动型”回升；反映国内需求的核心CPI仍只在1%左右，二季度实际GDP增速放缓至4.3%，统计部门也明确指出内需偏弱是主要风险。如果外部成本因素消退，物价可能重新回落。因此，当前的任务不是简单地“价格转正”，而是巩固成果，让物价回升建立在内需扩张的基础上。
用霍尔和伍德福德的框架看，通缩的危害主要有四方面。第一，实际利率被动抬高。名义利率接近下限而物价下跌时，扣除物价后的实际融资成本反而上升，抑制投资和消费，这正是伍德福德所分析的“零利率困境”。第二，债务负担加重。物价和名义收入不涨，而债务是名义固定的，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的实际偿债压力上升，容易形成“债务—通缩”循环。第三，预期自我强化。按照霍尔的消费理论，家庭依据对长期收入的判断安排消费；如果大家预期收入不增、价格还会下跌，就会推迟消费、增加储蓄，企业则以降价抢市场，压缩利润和工资，形成“内卷式”恶性循环。第四，名义增长偏低会拖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就业，使各类债务率被动上升。日本“失去的二十年”说明，通缩预期一旦固化，扭转的代价会非常高。
二、可借鉴的政策方向与可能路径
第一，把“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明确、可信的政策目标，并加强预期管理。伍德福德理论的核心是，政策效果取决于公众相信什么样的未来。建议进一步明确以核心物价为主要观察指标、推动通胀回升至2%左右的目标，并公开承诺在物价稳定回到目标附近之前保持支持性的政策取向。借鉴“平均通胀目标”的思路，在走出通缩的过程中，即使通胀阶段性略高于目标，也不必急于收紧。同时要区分供给冲击和需求改善：对当前油价等输入性因素带来的PPI上涨，应“看穿”其直接影响，不宜因此过早转向，政策判断应以核心通胀、工资和通胀预期为准。
第二，货币政策要着眼于降低实际利率，并疏通传导。在通缩环境中，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的关键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在物价回升尚不稳固时，仍有必要通过降息降准、引导中长期利率下行等方式，使实际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同时要提高政策的规则性和可预测性，减少市场对政策“走走停停”的担忧，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政策利率更顺畅地传导到贷款和存款利率。
第三，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财政发力要更多“投资于人”。伍德福德的研究表明，在利率较低、货币政策空间受限时，财政扩张配合宽松的货币环境效果最好。中央财政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可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工具扩大支出，并通过化解地方债务缓解地方政府的紧缩行为。更重要的是支出结构：霍尔的持久收入理论告诉我们，一次性消费券的作用有限，要让居民真正敢消费，需要提高其长期收入预期并降低预防性储蓄，比如完善养老、医疗、育儿和教育保障，推进户籍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第四，稳就业、稳收入是稳物价的基础。霍尔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显示，失业一旦上升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并通过收入渠道拖累消费。当前要特别关注青年就业和灵活就业人员收入，防止“收入预期下降—消费不足—企业降价裁员”的循环。
第五，标本兼治治理“内卷式”竞争，但要依靠市场化手段。价格持续下跌的背后有产能过剩的结构性原因。按照霍尔—乔根森资本使用成本的分析，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税收、补贴等方式人为压低企业的资本成本，会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治理的重点应放在规范地方招商引资竞争、减少扭曲性补贴、完善退出机制上，而不是行政限价、限产，否则可能抑制效率和创新。
第六，稳定房地产市场，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房产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资产，房价持续下跌会通过财富效应和抵押品渠道压制消费与信贷。通过收购存量住房用作保障房、推进城市更新等方式加快市场出清，有助于稳定资产价格预期。
三、值得留意的几点
一是政策要“一次到位、力度充分”。伍德福德的理论表明，改变预期需要清晰、有分量的信号，小步慢走、反复试探反而可能强化观望情绪。二是政策沟通本身就是政策工具，政策目标、路径和条件说得越清楚，效果越好。三是要结合国情。这套理论主要基于发达市场经济，而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行为方式也有自身特点，需要在借鉴其核心思想的同时，加强对本国微观主体行为的研究，提高物价、预期、就业等数据的质量和频率，让宏观政策真正建立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之上。这本身就是今年诺奖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供读者参考，不作为投资、会计、法律或税务等领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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