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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以下徘徊，在2023年甚至降至0.72，创下全球最低水平，虽然2025年回升至0.8，却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的更替水平，韩国总人口在2025年仍减少了约10.89万人，连续第六年出现自然减少。
低于1的总和生育率，绝非单纯的人口学指标，而是青年世代在结构性困境中承受的劳动不稳定、住房不稳定、性别不平等与未来不确定性高度凝聚而成的社会信号，是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剧变后，压缩性地爆发在特定世代身上的结构性问题。
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大学教育普及化、大学学历贬值、首都圈集中与地方衰退加速，多种因素相互叠加，使得青年开始深陷生命历程的不稳定之中：年轻人很难获得大企业的终身职位，大量涌入低薪、无保障的临时工岗位；好工作稀缺，导致学历通胀，以及漫长的考研备考期，青年进入社会的时间被推迟；稳定收入减少，无法通过银行房贷审核，导致无法买房，进而产生了无法结婚、无法生育的连锁反应。由此，传统的求学 - 就业 - 成家的人生渐进路程已不复存在，最终结果便是，韩国跻身全球生育率最低国家之列。在这一结构性条件下，以青年为经济弱势群体的世代论应运而生，政府与地方自治体不再将青年视作发展主体，开始定位为福利救济的受益对象。
低增长时代与青年非正规就业比率逐年攀升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高速经济增长持续扩大了优质就业岗位的供给，标准化的正规就业是主流的劳动形态。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虽然等级森严，却为劳动者提供了稳定且可预期的生命历程轨迹，大学学历则是进入这一轨迹的有效通道。
但是，当时的发展模式也存在问题，尤其是当短期外债到期而出口受阻时，国家外汇储备迅速耗尽，国家深陷破产边缘。因此，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韩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IMF在提供救助贷款时，附加了严格的结构性改革条件，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随着裁员解雇制度的法制化（1998年）、劳务派遣制度的扩容以及非正规就业的合法化等措施相继落地，企业开始将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剥离，并将后者外包。这一趋势导致依附于大企业的中小企业大量涌现，韩国的企业结构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韩国的企业结构最初是在国家扶持下以大企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危机期间，大宇、韩宝等财阀相继解体，但更多财阀遵循“大马不死”（大而不倒）的逻辑，凭借国家财政输血在危机中得以存续。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与大学文凭的价值贬损
区域发展不均衡加剧与当代青年最深层的生存困境
超低生育率：作为青年问题凝聚体的社会再生产危机
青年危机与青年世代话语
青年极右化现象兴起
韩国青年政策的开展与青年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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