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狮奖得主Anne Imhof，请你花点时间，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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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Imhof始终着迷于一件事：邀请各类表演者携带各自的肌肉记忆与训练程式，走进她营建的新世界。“天鹅社”延续了她对芭蕾的长期兴趣，并将其作为全作最重要的艺术语言。她潜入这门艺术高度编码的传统，在严苛的训练程式中制造偏移与断裂。

开场，美国芭蕾舞剧院首席舞者Devon Teuscher绕场一周，向观众竖起中指。这个手势并非孤立的挑衅符号，而是被嵌入旋转、行进等芭蕾动作之中。电子流行乐响起，舞者们翩然旋转，中指从手臂优美的弧度末端延伸出，勾勒出一群天鹅不安分的姿态。

安妮·伊姆霍夫，《天鹅社》，2026，现场表演（图中：Devon Teuscher），大馆当代美术馆 © Anne Imhof。摄影：Nadine Fraczkowski，由艺术家惠允。

古典芭蕾用身体说话：以手遮眼，表现悲伤、羞耻或观看；双手合十，表示恳求；手指胸口，表示爱……这些动作依靠一套代代相传的程式化手势传情达意，构成芭蕾中的动作语汇（mime），每一个姿态都被反复训练、识别和复制，既精确，也随时可能僵化板结。

Imhof并不打算让这套沿袭百年的身体语言只讲述古老的故事。她有意识地征用枪指、中指等当代通用手势，让它们与经典芭蕾的动作相遇——比如《吉赛尔》等剧目中经常出现的以手遮眼的姿态。挑衅与叙事、街头与剧场、纪律与反叛就这样彼此摩擦。这些手势最早出现在她2016年的作品“Angst I”中，又在“DOOM: House of Hope”等作品中被不断引用、汇编。

她无意抽空这些姿态本身的意涵，而是在其意义基础上，将其逐步编织为一套作品独有的表演语言。在“天鹅社”这部新作中，Imhof又将这套动作引用体系推向新的维度——如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做同样的动作，这意味着什么？她试图找到独属于故事中“天鹅”的语言，一种流通于社群内部、区别于主流社会的肢体黑话，以此彰显认同与归属。

上：安妮·伊姆霍夫，《DOOM》，2025，现场表演（图中：Michael de la Nuez、Remy Young），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 © Anne Imhof。摄影：Nadine Fraczkowski，由艺术家、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及施布特-玛格画廊惠允。

下：安妮·伊姆霍夫，《天鹅社》，2026，现场表演，偕香港芭蕾舞团舞者，大馆当代美术馆 © Anne Imhof。摄影：Nadine Fraczkowski，由艺术家惠允。

在“天鹅社”的演出中，舞者在完成一幕动作后松懈下来，走到一旁斜靠围栏，或像在排练厅那样坐下，仿佛在练习课上观看同伴排演。芭蕾程式越刻板，细微偏差就越显眼——观众看到的不再是无懈可击的舞台形象，而是训练有素的身体在纪律与松弛之间露出的缝隙。

除了舞者的肉身之外，训练工具亦转而用来制造对既有规范的偏离：排练室里的把杆被拆卸下来，化作指向天空的枪杆；它被用来刮擦铁丝网，产生尖锐而不和谐的噪音；又被重重扔到地上，制造阵阵轰鸣。原本支撑身体完成优雅动作的器具，在这里成为威胁与噪音的来源。

服装均为艺术家私服

芭蕾舞者的身体承载着重复、纪律化、精确与长年训练的时间痕迹。而在演出中，舞者交替以动物的方式爬行，向上绷直的芭蕾姿态和向下伏地的运动轨迹在空间层面形成又一重张力。

音乐人Levi Strasser在作品中担任流动的叙述者，歌声作为背景，提供故事的连贯性。其中一幕，他脱离“歌者”的身份，如同在昏暗的地下舞池中忘情独舞——破碎、狂乱、近乎失序的舞步，成为耗损式的发泄。

芭蕾所代表的学院式训练，与这种来自俱乐部的肉身记忆并置：一类身体被教导如何控制自己，另一类则试图在夜晚忘掉所有规则。

服装均为艺术家私服

Anne Imhof的现场遵循层层叠加的非线性逻辑，在持续时间段和不可复制的在场体验中，各种事件层次同时发生。观众必须投入真实的身体时间，自行移动、等待、选择和错过，并进行属于自己的“剪辑”与解读。

尽管演出场地不算太大，Imhof仍希望观众能体验各种事物同时发生的感觉。因此，主要演出区域旁另设有一个小排练厅，呈现更为私密的氛围。

墙上挂有一幅她亲笔所画的《吉赛尔》场景：女主角因被所爱之人欺骗而崩溃。这如同她从古典芭蕾中撕下经典的一页，再将其安放进当代艺术现场，与排练厅里此刻的身体并置。舞者在此休憩甚至排练，歌者在此安静独奏作为转场。狭窄的入口仅容得下部分好奇的观众在此张望、窥探。主舞台的演出与排练厅的准备状态，就这样既相互独立，又浑然一体。

上：安妮·伊姆霍夫，《吉赛尔1》，2026，油彩布本，200 × 348 厘米 © Anne Imhof。由艺术家及施布特-玛格画廊惠允。

下：“安妮·伊姆霍夫：天鹅社” 三楼小展厅，2026，现场实景，大馆当代美术馆。

Imhof将自身的实践描述为“创造一个仅存在于特定时段的世界”——总是在延展时间的同时悬置时间。一旦踏入她的世界，便很难感受到正常的时间流速。

与以往持续超长时段的作品相比，“天鹅社”压缩了时间和空间，和高密度的香港一样，呈现出紧迫感。观众得以在70分钟内体验故事横跨的两个日夜，伴随女主角一同经历一段奇幻冒险：她质疑芭蕾传统，偶遇反叛芭蕾传统的组织“天鹅社”，陷入爱情，又必须面对暴力与道德抉择。

安妮·伊姆霍夫，《无题》，2025，铜，85.5 × 59.5 × 7 厘米 © Anne Imhof。由艺术家及施布特-玛格画廊惠允。

作为受训于视觉艺术传统的艺术家，Imhof总是从构图角度欣赏芭蕾，将其视为一种“时间性雕塑”（sculptural idea in time）。

芭蕾的整体构建依赖各种肢体形态的组合，每一个动作，都是芭蕾历史上被反复训练、识别与复制的身体程式；它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构图可能，每种姿态最终又总能归结为清晰明确的形式。舞动的每一瞬间都几乎可以被冻结为一件雕塑，却又无法真正冻结，因为下一秒，身体已经进入另一个姿态。一种追求固定、纯粹、清晰的形式，却被要求连贯存在于不断流逝的时间之中。

而姿态如何抵达下一个姿态——这种中间状态（In-betweenness），正是Imhof所关注的。这种中间状态由演绎它的人激活，并由那些将独特自我融入技艺的舞者不断延展：在代代相传、高度程式化的古典形式之间，开辟出新的空间。舞者们就这样运用自身能动性，通过动作的偏移、程式的再激活，赋予《天鹅湖》这类经典故事新的意义。

安妮·伊姆霍夫，《DOOM》，2025，现场表演（图中：Devon Teuscher、Michael de la Nuez、Remy Young），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 © Anne Imhof。摄影：Nadine Fraczkowski，由艺术家、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及施布特-玛格画廊惠允。

Imhof对中间状态的关注，也贯穿她的整体创作方法。她将过往作品的影像、展览倒计时装置、从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抢救回来的旧电影胶卷与新作“天鹅社”的演出现场，层层叠加于展馆内。多重时间材料彼此交叠，让尚未抵达的未来在历史地层与当下现场之间显现。正如芭蕾中，下一个姿态总显现于连接两个姿态的过渡动作中。

Imhof将自己称为“为瞬息赋形之人”（Maker of ephemeral）。她总试图以细致的时间构建，给予那些过渡、等待、悬停、尚未被固定下来的时刻以形式，从而达成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指向未来的回报。

为瞬息赋形的能动性也交由观众，观众既可以耗费每一事件的“转瞬即逝”，也可以选择用录像的方式，尝试将这一刻“据为己有”，尽管没有人能彻底占有一个瞬间。

高领打底衫、衬衣、外套、长裤、围裙、平底鞋均为ANTEPRIMA

与这种不向未来索要回报的自由相反，在作品所置身的当下，时间越来越常被抵押给未来：锻炼为了未来的身体，学习为了证书，休息为了恢复效率，甚至娱乐也可以被倍速完成。芭蕾舞者正是极致的“时间管理者”，一个动作背后，是十几年的重复训练，今天的练习服务于明天更准确的动作。

真正变得稀缺的也许不是时间，而是尚未被提前规定为“有用”的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Imhof试图通过作品回答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当时间越来越昂贵，我们为什么还要把时间交给一件注定会结束的艺术作品？

高领打底衫、衬衣、外套、长裤、围裙、平底鞋均为ANTEPRIMA

Imhof并不急于用语言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先让观众的身体穿越她设置的空间秩序——要交出时间，先要交出身体。

展厅内，各种障碍物在划定边界的同时，改变了观看、通行和穿越的条件。带有私密气息的更衣柜，与象征公共场域的铁丝网，构成两种不同的阈限——前者似乎昭示着停滞、等候、换场等过渡状态，后者围合成类似体育场的公共设施，等待人们将其激活。

表演区域的铁丝网装置规定了观众最初的位置，它令视线可以穿透，身体却无法通过，制造了既接近又隔离的双重关系。安装在其上空的移动扬声器装置将空间劈开，一分为二，随着舞者的脚步前后移动。舞台进深极浅，观众仿佛随时会被邀请走上台来。但是，进入界内并不意味着自动属于这里。

上：“安妮·伊姆霍夫：天鹅社” 三楼主展厅，2026，现场实景，大馆当代美术馆。

下：安妮·伊姆霍夫，《天鹅社》，2026，现场表演，偕香港芭蕾舞团舞者，大馆当代美术馆。

那么，Imhof希望构建一个怎样的小世界？

答案或可从“天鹅社”这个题目中找到。“天鹅社”中的“社”对应英文标题的House：它指向一个物理空间，也意味着一种关系结构，并有意引用酷儿社群与Ballroom文化中“自主选择的家庭”（chosen family）这一概念，构成一个“社会中的社会”（society within a society）。

故事中，天鹅们感到自己不属于那个更大的社会。于是，她们基于自身的道德准则与信念，依靠自己发明的动作语汇，建立属于自己的社群。在持续的信任、合作与共同投入中，逐渐形成归属感。

安妮·伊姆霍夫，《天鹅社》，2026，现场表演，偕香港芭蕾舞团舞者（上图：汪庆欣），大馆当代美术馆 © Anne Imhof。摄影：Nadine Fraczkowski，由艺术家惠允。

这种结社不只发生在故事里，也发生在协作、排演与角色构思的过程中。Imhof的合作谱系和她使用的创作媒介一样多元。她常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合作，包括乐手、滑板者、舞者等，并在合作过程中赋予他们充分的能动性，让他们在舞台情境中自如发挥。在这个过程中，她会根据表演者本人构思角色，令其自身特质融入其中。

Imhof深知，演出中的每一个魔力时刻，都依赖于和表演者当下抉择的共振。若试图掌控每一个细节，这种魅力便绝无可能释放。而艺术家的角色，就是提出一种想法和愿景，邀请大家加入，充分信任参与现场的表演者与观众，并与之共同经历这个过程，让愿景得以实现。她设定情境与结构，却不预设每个瞬间的结果；真正的结社是一种邀请，并在共同投入之中走向彼此。

安妮·伊姆霍夫，《天鹅社》，2026，现场表演（图中：Devon Teuscher、汪庆欣、关刚多），大馆当代美术馆 © Anne Imhof。摄影：Nadine Fraczkowski，由艺术家惠允。

然而，走向彼此并不天然意味着自由，舞蹈终将停歇，人群亦会散场。那么，明知此刻会结束，为何要如此认真地建造世界？

Imhof给出的答案并不是宏大的共同体想象。共享同一场域，并不会自动使人彼此理解，更不会天然转化为集体行动，却为此提供了一种前提。建造一个临时世界，是为了令人们不再只是单独面对图像，而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感知彼此的存在。这种共在蕴含无穷可能，却又收束在Imhof设计的结构中，保存在作品的每一种文化范式中，而不至于漫无目的地弥散开来。

她编织了一个空间，让人能够共享此时此地、共同在场并见证某个新事物。她希望激发新的思考，或改变人们感受周遭世界的方式，或在传递中汇聚成某种共同的想法，直至走向行动——像火花一样，彼此激荡、不断延展。

安妮·伊姆霍夫，《天鹅社》，2026，现场表演（图中：Devon Teuscher、关刚多），大馆当代美术馆 © Anne Imhof。摄影：Nadine Fraczkowski，由艺术家惠允。

行为艺术中的“当下”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天然自由，而是因为它始终无法被彻底预先决定。没人能真正支配这一刻，这种开放才充盈着无限可能。

“在我的艺术理念中，创作无法被轻易占有的作品，堪称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Imhof说道。没有人可以拥有完整的“天鹅社”，但作品以碎片形式栖息在每个人的经验中，由经历它的每个参与者带走其中一部分，由此获得一种特殊的延续方式。

Imhof的作品源于诸多不同的思想、心灵与身体的交汇，通过不同媒介的叠加、拼贴、相互组织，最终生成一个暂时的世界。其作品建立在直觉、想象、理念以及对身体机能与综合编排能力的把控之上——这是一种将人们聚在一起、在当下创造希望的力量。

在充斥着反乌托邦情绪、犬儒主义以及未来想象失落的当下，谈论“希望”反倒显得有些挑衅。艺术家的工作，或许正是为一种尚不存在的可能性赋形，去回应、想象一种暂时无法命名、无法看清图景的未知。

这种朝向尚未存在之物的开放，对Imhof而言，就是希望。

希望就是：明知此刻会结束，我们依旧要一起跳舞。

监制：吴亦飞

编辑：LULU

撰文：龙戈

造型：iaminkyno

设计：张晓晨

编辑助理：陈跃彤

特别感谢所有为此次拍摄付出心力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