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班主任老师调岗接诉员以来,陈昱在学期初的紧张感不减反增。这是一年两次的举报教师高发期。站在讲台上,她担心被举报,如今在办公室,她替同事们捏把汗。
今年九月的前两周,她收到将近40封举报信,几乎每天打开电脑邮箱,都会看到亮着红点的新邮件,从教育局转来。全校有近6000名学生,90多个班。在过去,一年收到四五封举报信,就已经“非常可怕了”。
得知被举报的那一刻,先是惊讶,再是茫然,最后是心寒——不满原来一直在那里,只是从未有人当面说过。甚至有人在一瞬间怀疑,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否值得。
学校让学生轮流打扫厕所,本意是通过劳动教育孩子。家长没和老师沟通,直接举报:这么小的孩子就干脏活累活,“老师不能干吗?没钱请保洁吗?”。原来的班主任休产假换了新老师,家长担心影响孩子成绩,举报信里说,“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陈昱回忆。
“很多事在孩子看来没什么问题”,陈昱说,但家长一听说,会感到焦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
“正面沟通变得困难。师生、家校间的信任难以建立。” 近两年,长三角地区某教育局工作人员程乐观察到,设立投诉热线的初衷原本是提供不得已而为之的后手,现在却有被滥用的趋势。经核实发现,多数针对教师的举报,存在“明显的夸大和不实”。
“其实很多误会只要和老师当面聊两句,就能解决掉。”他说。对一些家长而言,举报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除非彻底否定老师,否则不会走到这步。然而,否定正是在一次次怀疑中累积的。一旦怀疑孩子遭受了不公正对待,“老师会给孩子穿小鞋”的顾虑也随之种下,直接沟通就成了一种冒险。“会被班主任记住,被各科老师忌惮。”一名家长说。如此循环下去,为了保证能“受到重视、解决问题”,举报成了唯一出路。
经过写说明、道歉、处分或调整岗位,遭遇不实举报的老师大多动摇过。但动摇不等于离场。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站回了讲台,依旧相信师生之间、家校之间,本该是相互理解的关系。
这一现象引发广泛热议
网友们结合自身经历
从不同角度发表看法
一起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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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议反映出
社会对教育生态的普遍关注
而身处教育现场的各方当事人
对此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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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说
河南省实验小学三(1)班学生闫斯咏妈妈 王慧:
同样作为家长,我理解那种焦虑:换新老师怕不适应,看孩子扫厕所心疼,孩子憋尿不敢告老师担心受委屈。感受都真实,谁家孩子谁不着急?可着急不等于马上举报,要不要投诉,还真值得理一理。
有不满当然可以投诉,诉求该被看见、被尊重。但前提是:家长和学校、老师是盟友,不是对手,目标都是为孩子好。一家人的事,有分歧哪能动不动上法庭?先坐下来把话说开才对。
投诉得看什么事。老师生孩子、换老师、扫厕所这类,真没必要一上来就投诉:生孩子是基本权利,换老师是正常管理,扫厕所是劳动教育,孩子在家被宠着,学校再不给锻炼容易养娇。可事关孩子安全、师德失范、权益受损,该反映就反映。
投诉行为背后是对优质教育的高期待,也有外在的焦虑和压力,有些问题不是一封举报信就能解决。但具体到一件事,先主动问一问、聊几句,很多误会当面聊两句就能解决,沟通没结果再投诉也不迟。投诉热线是保障,不是第一选择。
不经沟通就投诉,学校精力被耗、老师时间被挤,小事被放大,老师受伤,最终害的是咱孩子——老师不敢管、不愿管,全班买单。
孩子成长不只看成绩,更看做人做事;我们怎么处理分歧,孩子都看在眼里。先沟通、再解决,就是最好的教育。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家长为啥动不动投诉?是不是觉得投诉才有人重视?可能是沟通路径不清晰,或之前沟通效果不好。所以也期待学校把沟通路铺明白:先找谁、怎么聊、多久回话,沟通未果怎么办?家长心里有数,就不会轻易投诉了。
家校同行,把话说开,彼此体谅,最终受益的是每个孩子。
教师说
中原名班主任、濮阳市第五中学教师 王红玉:
开通举报渠道,初衷是监督教育、让教育环境风清气正。可近年来家长滥用举报权的事件频出,作为班主任,我有三句话想说。
想对家长说:有问题先沟通,别动辄举报。我理解家长担心换老师影响成绩,这份焦虑是真的。但焦虑一旦向外归因,就容易把“换老师”当成“有人犯错”,把教师合法生育当成举报事由。“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问错了对象,也问错了方向。我们的初心是解决问题,不是把事情弄大、两败俱伤。很多事就是立场问题,换位思考,以积极态度解决问题才是根本。把事态扩大或恶化,不是最优解。有疑虑,先打个电话、见个面,很多误会聊两句就能解决。
想对领导说:面对无厘头或不实举报,要有审核机制,为老师撑腰站台。一有举报就让老师写说明、自证清白,不仅影响工作、占用时间,还影响心情,让人心凉、失望。举报渠道可以低门槛,但处理举报不能零甄别。《宪法》第41条保障检举控告权,但也明确不得诬告陷害;即便没有诬告,举报也不能成为侵犯教师名誉权、人格尊严、生育权、劳动权的工具。恳请主管部门建立审核澄清机制,区分善意监督与不实举报,不把不实举报作为考核、处分依据,让老师安心教书。
想对自己说:不因频出的举报而焦虑,不因自保而消极。网上举报频出,说不心寒是假的。但不要因此对教育失去热情,更不要为了自保而消极面对教育。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家长还是有起码的是非观念,教育主管部门也会明辨是非,给老师公道。千千万万的老师依然坚守岗位、勤勉努力,包括被举报的老师——这份坚守,本身就是对教育最好的回答。
家长多一分理性,领导多一分担当,我们自己多一分定力——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需要我们一起共建。
校领导说
驻马店市实验中学党委书记 孙群杰:
作为学校、教师和家长都应当理性看待这类家长无理举报的新闻。其实当前的互联网和自媒体传播机制放大了家校冲突,加剧了大家对家校关系的焦虑。家校间日常千万次的良性沟通、温暖配合、同向共育,无人关注,无人传播;而个别家校纠纷、对立冲突、投诉事件、舆情争议,具备极强的话题性、争议性、传播性,能够迅速刷屏全网、引爆舆论。
在教育焦虑、网络舆论、功利育儿、竞争内卷的叠加作用下,良性的监督与建议,逐渐演变成过度干预、无限挑剔、极端对立。学校和家长原本是教育最温暖、最该同向而行的两组力量,目前却正在大量内耗、互相拉扯,最终降低教育温度、消耗育人精力、伤害孩子成长,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家校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永远是同盟、伙伴、战友,学校和家庭功能互补、优势互补、不可替代、缺一不可,双方应该各自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态度、提高自己的育人水平,构建互通、互信、互助的育人体系,共同解决这个当下基础教育最突出的治理痛点,才是我们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教育部门说
洛阳市教育局副局长 梁晓丽:
近日有报道反映,个别家长将教师休产假、学生参加劳动等正常教育行为当作投诉举报对象,这类现象值得深思。监督权应当尊重,但监督不等于无理苛责。生育是女性的正当权利,把教师的家庭选择当作追责的靶子,显然已经背离了监督的初衷。家校之间的信任和良好的教育生态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对此,我们教育部门将采取三项措施:
一是规范举报受理机制。对明显不实、明显超出教师职责边界的投诉,要建立前置甄别机制。对核实后属恶意、不实举报的,不予受理并如实告知家长。二是健全教师权益保护制度。教师被不实举报的,学校和教育部门要依法保护教师的个人信息和工作安排,避免教师在自证清白的内耗中寒心,让教师能够安心从教,静心教书。三是搭建常态化家校沟通平台。多数误会在当面沟通中本可以化解。我们将推动学校完善家长委员会、校长接待日、定期家访等制度,让“有话当面说”“有话好好说成为习惯。
教育工作需要尊重与信任。教师站上讲台需要安心,家长表达关切需要理性。只有明确边界、双向奔赴,才能让教师不必在怀疑中分心,让家长不必在焦虑中对抗,共同守护好孩子的健康成长。
专家说
郑州大学教育与认知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樊红敏:
当前,举报已经成为家校社沟通关系的替代和情绪出口,暴露了家校协同育人机制的制度缺陷,产生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侵蚀了家校之间的信任关系,造成教师防御性从教、不敢管不敢教,浪费教育治理资源,也给学生带来负面价值示范,治本之策在于以制度化建设重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良性生态。
一是弘扬尊师重教文化传统,涵养师德师风。一方面,要在全社会涵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情感认同和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扭转“教师即服务提供者、家长即消费者”的功利化认知。另一方面,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师道精神如诲人不倦等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使广大教师以人格魅力和专业能力赢得家长的由衷信任。
二是完善分级分类投诉处置制度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要着力建立举报诉求分类管理制度,出台家校沟通、教育惩戒、校园纠纷调解等方面的实施细则,明确教师的教育管理权责清单和家长的参与监督边界。健全第三方调解机制,引入人民调解、专业社工、法律顾问等力量参与家校纠纷化解,将普通矛盾化解在投诉之前,维护教师正常履职权利。
三是学校要畅通沟通主渠道,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要从建立常态化沟通平台、校务公开透明、提升教师沟通能力、完善校内申诉调解前置机制等方面,以常态化沟通平台制度建设替代并化解情绪化举报。
四是建立家校社共育良性生态,回归协同育人本位。引导家长树立“育人合伙人”理念,明晰监督参与边界。倡导社会力量有效补位,加强社区、妇联、关工委、专业机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构建健康可持续的育人生态。
统筹 三审:朱荣玉 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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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初审:黄发强
版面编辑:贾元格
来源:部分素材源自新京报、海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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