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媒介素养干预、表达性新闻偏好、明智共情、数字永生、用户视角的地方新闻、调查性新闻机构的AI应用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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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干预的特征和有效性
网络媒体环境加速了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的传播，并可能引发公众对媒体和民主制度的不信任。面对事实核查成本高、覆盖有限等问题，如何通过媒介素养干预系统性提升公众对错误信息的抵抗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2026年第7期《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发表的一篇论文依据PRISMA（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框架，回顾了80项媒介素养干预实验，考察干预类型、目标变量及干预的有效性。
论文首先总结了媒介素养干预的主要类型，发现被动接受预警以建立心理抵抗力的“被动接种”（passive inoculation）最常见，其次是不展示错误信息、以指南等传授错误信息识别技巧的“一般媒介素养干预”（general media literacy interventions），以及受众扮演错误信息制造者、主动生成“抗体”的主动接种（active inoculation）。相较之下，基于逻辑或信源的纠正研究较少。82.5%的研究聚焦错误信息识别，说明干预目标明显偏向检测错误信息。
论文还将结果变量分为信息性结果（informational outcomes）、说服性结果（persuasive outcomes）和媒介素养结果（media literacy outcomes）。研究发现，多数媒介素养干预措施能提高用户判断信息真伪的能力，但没有哪类干预表现出明显优势。对于信念、态度和行为等说服性结果，超过半数研究未发现有效改善，说明错误信息即使被识别出来，仍可能对用户产生持续影响。直接测量用户媒介素养提升与否的研究较少，且多依赖用户自我报告，长期效果证据不足。
基于对已有研究的梳理，论文主张将媒介素养干预重点从错误信息检测扩展至考察错误信息产生的心理、说服和社会影响，并由用户的信息处理素养转向信息选择素养。对媒介素养较低群体应加强系统教育，对较成熟的用户则应及时、反复激活其既有媒介素养。未来研究还需改进测量方法，考察媒介素养干预的长期效果，并扩大对儿童、弱势群体及非西方社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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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性新闻偏好
新闻选择常被视为受众真实信息消费需求及意识形态偏好的体现。人们声称想看的新闻是否真的等同于其实际阅读意愿？这关系到研究者能否准确判断选择性接触与政治极化程度的关系。为了回应上述问题，2026年第11期《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出了“表达性新闻偏好”（expressive news preferences）概念，指人们选择符合自身政治态度的新闻，却未必真正打算阅读它，此类选择更多服务于身份信号（identity-signaling）。
研究以1280名美国成年人为样本，围绕枪支管制开展预注册网络实验，要求参与者从立场不同的12条新闻中选择5条。实验采用2×2设计：一是仅选择而不阅读全文，或选择后须阅读新闻；二是假想新闻选择公开或私密。主要结果变量是态度一致的新闻选择，测量方式为参与者所选新闻中与其对枪支管控态度相一致的新闻数量。
结果显示，不预期阅读新闻的受试者平均选择3.32条态度一致新闻，预期阅读者为3.03条，前者高约10%。这表明，在无实际参与成本的象征性情境中，新闻选择更容易受到表达性回应（expressive responding）的影响。当阅读成为选择后果时，人们的新闻组合则更具意识形态多样性。不过整体上，新闻选择仍偏向态度一致的新闻消费。探索性分析还发现，弱党派认同者表现出更强的表达性偏差（expressive bias），强党派认同人士则稳定偏好与其态度立场相一致的新闻。选择公开程度未显著调节上述差异，这可能因为假想的公开情境未充分引发真实社会曝光带来的心理不适。
文章据此提醒，仅凭新闻选择推断真实新闻消费，可能把表演性身份表达误判为信息兴趣，并高估意识形态极化。未来研究应采用更真实的互动场景，考察用户分享、点赞新闻等数字参与行为。
文献来源：NOH S. Expressive News Preferences: Identity-Signaling in News Selection[J].Journalism Studies, 2026, 27(11): 1557-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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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上的明智共情
关于社交媒体对幸福感的影响，学界争论持续存在：一些研究将其与抑郁、焦虑和孤独感增加联系起来，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其影响微小甚至会产生积极影响。2026年9月的《社交媒体+社会》（Social Media + Society）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需要超越“社交媒体是好是坏”的二元问题，聚焦用户在平台上的具体心理体验。
论文提出了“明智共情（Wise Empathy）”概念，即能够根据语境灵活调节共情，对他人积极情绪增加情绪分享，对消极情绪减少情绪分享。在此基础上，论文探讨了这种共情策略能否改善Instagram用户的幸福感。研究招募了300名Instagram用户，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学习明智共情策略，对照组反思社交媒体使用原因，在此过程中会测量参与者们的Instagram使用、情绪效价、共情体验、自我关怀、社会比较和主观幸福感等指标。
研究发现，明智共情干预显著改善了用户使用Instagram时的幸福感。干预组的欣赏性喜悦和积极情绪分享显著高于对照组，消极情绪分享和上行社会比较显著更低，个人痛苦也较低。中介模型显示，增加明智共情、减少不明智共情和增加自我接纳是提升幸福感最有效的路径。
研究表明，明智共情是一种可扩展、可训练、可在线调节的技能，能帮助用户更适应性地处理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内容，为改善数字时代的幸福感提供了实用路径。研究建议，未来可以进一步考察明智共情策略对青少年等高风险群体的适用性。
文献来源：DEPOW, G. J., OVEIS, C., ZOHAR, E., & INZLICHT, M. Wise Empathy Improves Well-Being on Instagram[J].Social Media + Society,2026(09):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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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永生
人工智能与平台经济正将死亡、哀悼和记忆纳入数字化运作。随着逝者能够被技术“复活”，个人身份在死后的所有权、劳动价值及社会不平等问题愈发凸显。2026年第9期《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发表的一篇论文以机器人Bina48为主要案例，分析了死亡技术（thanatechnologies）如何借助逝者的数据、照片、声音和数字遗物，通过AI重构其人格。这些被复活、持续参与数字社会的逝者被称为“数字僵尸”（digital zombies），但文章认为“死后劳工”（post-life laborers）的说法更能概括其经济角色。
论文指出，普通用户生前尚能对平台活动保有一定自主性；死亡后，其资料和身份则由平台掌控并调用。作为死后劳工，它们可能以安慰哀悼用户的方式进行情感劳动，以维系网络化联结的方式进行社交劳动，以参与和互动的方式进行内容劳动，并以从用户和网络中攫取数据的方式进行监视劳动。这些数字劳动将为平台创造数据与流量。可见，死亡并未终止用户与平台的劳动关系，而是把控制权进一步转交平台，使悲伤、记忆、人格与社会性持续商品化。
文章借“僵尸生命政治”（zombie biopolitics）概念揭示平台如何提取逝者的个体性和关系性，并将其出售给生者。Bina48作为黑人、酷儿和女性身份的技术再现，还暴露出死后劳动与种族、性别等议题的历史关联。Bina48既类似被迫劳动的僵尸，也具有挑战边界的赛博格潜能，但其表演仍延续了女性化的情感与照护劳动。论文指出，所谓的数字永生可能扩大平台对身份和数据的占有，形成“死后家庭作业”（post-life homework），即个体生前依靠劳动提供产出，死后仍以人格复制品的形式继续劳动。
文献来源：ERDENER J. Commodifying Death: Thanatechnologies as Platform Workers in the Digital Afterlife Economy[J]. New Media & Society, 2026, 28(9): 4411-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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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视角的地方新闻
过去二十年来，地方新闻机构面临受众习惯改变、在线平台冲击和收入下降等挑战。现有讨论多从专业新闻供给视角出发，聚焦地方新闻看门狗功能的消失，忽视了用户自身如何体验地方新闻并有何期待。在此背景下，2026年9月的《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发表了一篇论文，采用了用户中心的视角，探讨了人们如何定义、使用和评价地方新闻。
研究者在荷兰8个市镇开展了15场焦点小组访谈，并采用照片引导法，要求参与者提交一周内使用的本地信息平台截图，以此展开讨论。对于收集的讨论数据，研究者依据社会凝聚力理论（水平关系、垂直连接、共同利益）进行解释分析。
研究发现，从用户视角看，人们并未经历“新闻荒漠（news deserts）”式的媒体消失，而是使用广泛而碎片化的信息来源：传统地方新闻占42%，地方社交媒体群组占21%，市政府通讯占19%。丰富的信息反而使人感到难以获取和辨别可信内容，新闻与非新闻来源的界限日益模糊。此外，在功能期待上，人们重视服务性信息，渴望地方新闻能够反映社区生活、促进连接与认同，同时强烈需求深度调查性报道，但他们普遍感到地方媒体未能满足这些诉求。
研究认为，不能脱离用户的生活体验来讨论地方新闻的状况。拥有一定数量的地方媒体并不能保证健康的媒体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些媒体是否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地方新闻应重新定位，不仅提供信息，更应促进社区连接，将用户参与纳入新闻生产，成为“社区话题”的独立促进者。
文献来源：DE HAAN, Y., & VAN DEN BROEK, R. The Informed Citizen in Local Communities: A User-Centred Study on How the Public Values Local Journalism[J].Digital Journalism, 2026(09):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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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性新闻机构的AI应用
调查性新闻记者在进行报道时，往往需要跟踪线索、进行访谈、分析文件、拼凑零散信息，这一过程会涉及大量事实核查。进入数字时代，一方面，新技术使任何人都能编辑和操纵内容，事实核实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为调查记者提供了对抗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工具。2026年9月的《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了AI如何被用于调查性新闻和事实核查。
论文基于数字组装理论和技术批判理论，分析了全球12个调查性新闻机构的AI项目，并对相关项目成员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调查记者可以通过AI工具提高事实核查的效率，自动化转录、声明识别、图像核实、聊天机器人等功能，可以帮助记者获取可靠信息、扩大受众触达。然而，目前调查性新闻机构使用的AI模型主要基于英语数据训练，在阿拉伯语等非英语语境中表现不佳，多数AI项目依赖Google、Meta和欧盟拨款，长期可持续性与编辑独立性令人担忧。
研究认为，调查性新闻机构应坚持人机协同的事实核查模式，AI仅用于标记可疑内容，最终核实仍由记者完成。同时，研究建议新闻机构警惕语言偏见与资金依赖，推动开放共享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AI正推动事实核查从被动揭穿转向主动预驳斥，即从揭露不当行为的问责模式转向主动干预信息环境，这一看门狗功能的意义演变值得关注。
文献来源：RIVAS-DE-ROCA, R., MESQUITA, L., MUNORIYARWA, A., DE-LIMA-SANTOS, M. F., & ELEGA, A. A. Fact-checking an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olution[J].Journalism Practice, 2026(09): 1–19.
（编译者田香凝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沫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国际学术观点
编辑：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