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艾琳
编辑 ｜ 刘鹏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把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 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 ），理由是“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微观基础”。
大奖颁发给了两位美国人教授，而且获奖领域还是“经济波动和稳定化政策”这一分支，上一次正面颁奖要追溯到2011年的萨金特和西姆斯（宏观政策效果的实证方法）。这两位美国教授究竟凭什么？
事实上，宏观稳定看似“飘在空中”，但他们的这些理论离普通人并不远。
央行行长在记者会上的一句“利率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会让你推迟买房、让企业放缓招聘，这就是伍德福德所说的“预期渠道”在起作用。
政府发消费券还是减税、一次性还是长期，效果为何不同，霍尔的消费理论给出了解释。
学院在颁奖时特别提到，这些模型让人们更有能力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骤然变化之类的冲击。过去几年全球经历了疫情、能源价格飙升和高通胀，各国央行几乎都在用这套语言制定和解释政策。这也许是委员会选在此时颁奖的原因之一。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经济学副教授 、《开放经济评论》（Open Economies Review）副主编Jane Liu对腾讯财经表示，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共同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转变——宏观经济波动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通胀和失业率等总量指标的变化，其背后更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企业在面对收入变化、利率调整以及未来经济不确定性时所作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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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稳定化已死"说起
这个奖的真正起点是一场信任危机。
一直以来，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周期性地出现衰退和复苏。自从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近一个世纪前提出他的理论以来，稳定政策就一直被视作应对这些波动的重要手段。在经济衰退期间，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预算赤字来刺激经济；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则应采取相反的措施来抑制经济的过度增长。
然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稿中回顾，1970年代西方同时经历了低增长、高失业和高通胀，许多人认为稳定化政策弊大于利，应当退役。
问题出在旧凯恩斯模型的地基上。它用总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来指导政策，比如“通胀高一点，失业就低一点”；可一旦政府试图利用这种关系，人们就会调整预期，关系本身随之瓦解。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批判：不弄清楚个体为什么这样决策，宏观政策就是在流沙上盖房子。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贡献，是在这片废墟上重建，而不是宣告政策无用。
学院的总结是：他们展示了家庭和企业的前瞻性决策如何汇总成宏观结果，以及央行和政府的沟通如何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基于这些模型，时机恰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削平经济的波峰波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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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在2026年颁奖耐人寻味
2026年选择这个分野颁奖，时机也耐人寻味。
前中投公司董事总经理、纽约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马文彦对腾讯财经表示，过去几年，全球经济把学院新闻稿里提到的冲击都经历了一遍：疫情后的消费骤变、能源危机、几十年未见的通胀和快速加息。“稳定化”不再是教科书里的老话题，而是每家央行每天都要回答的考题。今年颁这个奖，是对这套工具在现实中经受住考验的一次确认。
“在实践中，如今当政府本身变成大资产负债表参与者（产业政策、战略股权、主权基金）时，政策的可信度和私人主体如何形成预期，变得比以往更关键。”他表示，简单来说，当国家投资基金成为最重要的政府财政工具时，“宏观稳定”和“个人预期”的理论比以往时代更为重要。
Jane Liu称：“我认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传递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需要关注经济总量，更需要理解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预期。”
这一思想对当前全球经济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面对通胀压力、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以及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中央银行需要在稳定物价、支持经济活动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进行权衡。货币政策不仅要关注利率调整的幅度和时机，还必须重视政策沟通、市场预期以及政策可信度。
同时，在她看来，这些研究对中国经济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无论是促进居民消费、改善企业投资预期，还是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都需要充分考虑家庭和企业对未来收入、经济增长和政策环境的判断。稳定和改善预期，是增强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效果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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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把"普通人怎么想未来"写进宏观经济
我们也在此逐一剖析二位获奖人的主要研究思想和其产生的影响。
霍尔教授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居民消费行为和跨期决策的理解。他强调，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决策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也受到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这一研究视角为理解消费波动、经济周期以及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中，有三大理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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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福德：给央行写了一本"操作手册"
如果说霍尔回答了“人们如何看未来”，伍德福德回答的就是“央行如何利用这一点”。
Jane Liu认为，伍德福德则在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中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他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当前如何调整利率，还取决于家庭和企业如何理解并预期未来的货币政策路径。通胀预期、政策可信度以及央行沟通机制因此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研究为现代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以下三套理论框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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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家
霍尔1943年生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在MIT取得博士学位后长期执教斯坦福，是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他是一位务实的经验派：长期主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也就是官方判定美国衰退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机构；1980年代还与Alvin Rabushka合著《平税》，主张用单一税率简化税制，影响了不少国家的税改。他还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伍德福德1955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履历颇为特别：先获耶鲁法学学位，再到MIT读经济学博士，年轻时就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
他的法律训练关注规则、承诺与解释，这几个词恰好成了他经济学的关键词。他早年研究“自我实现的预期”如何凭空制造经济波动，后来的工作则是反过来回答：怎样才能把预期稳住。近年他又转向研究人类注意力和认知能力的局限如何影响经济判断。
一个擅长给经济“计时”和开药方，一个擅长推演规则与承诺。一个关注听的人，一个关注说的人，合在一起，恰好构成了现代稳定化政策的两条腿。
当然，这套理论并非没有争议。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以“代表性家庭”为核心的模型对银行体系和金融摩擦考虑不足；后来的研究也发现，模型预测的前瞻性指引效果往往过强，学界称之为“前瞻性指引之谜”。2021年后的高通胀，更让人质疑央行的“预期管理”究竟有多可靠。不过，这些批评大多是在修补这个框架，而不是推翻它。
还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诺奖被认为是“爆冷”，此前预测平台Kalshi预测的九位经济学家无一命中。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在Kalshi上，两人都不是热门，领跑的是哈佛的Ariel Pakes，约22%。但这个市场成交只有约1.1万美元，参考价值有限。在学界内部，伍德福德2024年接连获得BBVA前沿知识奖和Nemmers奖，后者历届得主中过半后来拿了诺奖；霍尔也多年出现在候选名单上。对内行来说，这个奖与其说是爆冷，不如说是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