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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极力促成中美俄三方会晤, 却有一笔盘算始终没说出口

俄罗斯式特殊主义与“美国优先”“基督教民族主义”实为一体之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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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导读】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提议，借11月深圳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机，举行中美俄三方元首会晤，讨论结束乌克兰危机。俄方希望在中国主场获得中美两国的同时支持，这种方式或有利于美俄双方。就在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态，愿在保留至少75%领土控制权的基础上“冻结现状”、开启和谈。形势急变之下，理解俄方思想，是理解其外交话语背后种种考量的前提。

10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未来世界应当是一个真正多样化的多极世界，并批评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 这一思想并非普京时代的产物，而是源于19世纪以来俄罗斯特殊主义与欧亚主义的思想传统。

本文以丹尼列夫斯基为起点，勾勒出一条贯穿百余年的思想脉络：从《俄罗斯与欧洲》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学说，到古典欧亚主义对流亡命运的回应，再到古米廖夫“超民族”理论在苏联晚期的地下流传与解体后的爆红，直至杜金“新欧亚主义”的再发明，以及当代卡拉加诺夫、卢基扬诺夫等人将"文明国家"学说政策化、概念化的努力。

文章揭示，丹尼列夫斯基并非超然哲学家，而是用双脚丈量国土的自然科学家与行政官僚——这种罕见的背景使他得以将胚胎学、物种分类学迁移到文明演化研究中，构建出精巧的比较文明理论。他提出的五条文明定律中，“政治独立是文明诞生的首要条件”“文明核心不可移植、只能'土壤施肥'”等论断，至今仍是俄罗斯特殊主义叙事的骨架。他批判欧洲中心论，用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的例子证明“进步不是西方的专属特权”；他预言未来终极竞争是“日耳曼-罗曼类型与斯拉夫类型的斗争”，并预言美俄是抵抗欧洲霸权的两个“保护性力量”——这些预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一应验。

但文章更深刻的洞见在于：俄罗斯式特殊主义与“美国优先”“基督教民族主义”实为一体之两面。在基督教诸文明中，特殊主义是受挫者的叙事，不是强者的叙事。当帝俄和苏联硬实力足以匹配雄心时，它们推崇的是泛斯拉夫主义、世界革命、全球霸权这类普世主义叙事，欧亚主义只能被压制雪藏；冷战后初期的美国极尽普世主义之能事，而当其挥霍“单极时刻”、陷入过度扩张时，便转向以“美国优先”为表象的身份内向转变。

文章在结尾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丹尼列夫斯基的学说在被遗忘、被边缘化时，成功预言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苏联-东欧集团的崛起；当它被重新发现并提升为国家叙事时，俄罗斯却深陷乌克兰危机的“两伊战争式”泥潭，硬实力与“文明影响力”持续下降。这个已经兑现过一次的预言，还能否、以何种形式再次生效？而“文明的多极化”若等同于俄方的“多个拥有势力范围的大国的默契共存”，又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日益严峻的全球性发展、安全与治理挑战？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10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俄罗斯特殊主义文明观的复兴：

从丹尼列夫斯基到当代

2022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演讲中，提到了“伟大哲学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并引用其论点：进步“并非在于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就像我们的一些对手正在推动我们的那样）——那样的话，进步很快就会停止”，“任何文明都不能自称代表发展的最高点”。[1]随后在2023年、2025年瓦尔代演讲中，普京也一再援引丹尼列夫斯基，论证“世界不存在单一的发展道路，每一种社会或文明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组织政治生活”，“民族、国家、族群，就像一个活的有机体，诞生、达到发展顶峰，然后逐渐衰老”。[2]
2023年3月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使用了丹尼列夫斯基式的概念，将俄定义为“文明国家”，强调俄“千年独立国家历史”及其融合欧洲与欧亚文化的独特地位。同年9月，俄全国高校新增了面向大一新生的必修课——“俄罗斯国家基础”，明确将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理论作为其核心内容。
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国家学说历经后世学者的发展，形成了欧亚主义学派。在整个苏联时期，这一学派被长期压制，几乎湮没无闻，却在苏联解体后迅速勃兴。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其地位空前提升，成为俄罗斯构建新的国家叙事、规划未来地缘战略的核心思想资源。
放眼世界，欧亚主义学派所代表的文明特殊主义叙事的兴起，并非一国的孤立现象。它对普世价值的摒弃、对西方现代性的质疑，与当代美欧极右翼思潮形成了共鸣。丹尼列夫斯基及其后继者的思想，既是一把切入当代俄罗斯核心国家叙事的钥匙，也是一面映照当代基督教诸文明从普世主义转向特殊主义趋势的镜子。
▍一、丹尼列夫斯基的多重身份
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不是一位超然的哲学家，他首先是用双脚丈量国土的自然科学家和行政官僚，然后是创立文明国家学说的思想家，最后是地缘战略思想家和预言家。他早年考察了从北极至黑海的俄罗斯欧洲部分所有水域的渔业资源，研究了沿途的生物、农业、水文、地质、地理、气候和民族情况，曾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克里米亚战争英雄和农奴解放法令起草者泽列诺伊将军的顾问。1869年，在主持克里米亚水域管理委员会期间，丹尼列夫斯基开始在斯拉夫主义刊物《曙光》（Заря）杂志连载代表作《俄罗斯与欧洲：斯拉夫世界与日耳曼-罗曼世界的文化与政治关系观察》，系统提出了文明国家学说，后于1871年出版了单行本。
丹尼列夫斯基的自然科学家和实务官僚背景，在他那一代斯拉夫主义学者中极为罕见。自然科学训练和考察实践让他获得了人文思想家所不具备的理论和方法，使他得以把胚胎学、物种分类学、植物学原理迁移到对文明、民族、国家的类型和演化的研究中，构建出精巧的理论。在国土部和地理学会的工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思想家的交往，为他的时代思考增加了务实性与厚重感。有趣的是，麦金德、以赛亚·鲍曼等同时代的地缘政治思想家都具有类似的自然科学训练、长期实地调研经历和官方使命身份。
（一）忧愤与乐观交织的时代旋律
对欧洲的忧虑、愤懑，对俄罗斯自身的乐观与期望，是贯穿丹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的时代背景旋律。
19世纪60年代的欧陆处在剧变前夜。普鲁士经过普丹、普奥战争，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统一的德国呼之欲出；撒丁王国也统一了意大利大部。奥匈帝国在普鲁士和撒丁的双重挤压下，将扩张矛头转向巴尔干。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后，丧失了干涉巴尔干、黑海和近东事务的主导权，在欧洲方向转向收缩防守。帝俄精英对此深感忧虑，担心“日耳曼-罗曼集团”向东扩张，进一步侵蚀俄势力范围。
在帝俄内部，1863~1864年波兰一月起义期间，欧洲各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纷纷同情波兰人，谴责俄强权镇压政策，却对同期普奥联合侵吞丹麦合法领土置若罔闻。俄知识精英对欧洲的双重标准心怀愤懑，认为尽管俄曾战胜拿破仑，帮助重建了欧洲秩序，但欧洲却从未真正接纳俄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
在欧洲受挫受辱的同时，帝俄大举在远东和中亚扩张，从中国夺取了外兴安岭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在中亚向南击败“河中三汗国”，征服费尔干纳。在俄国内，亚历山大二世先后启动了废除农奴制、建立地方自治机构等多项改革。丹尼列夫斯基任职的国土资源部是改革的主要引擎，他本人也是改革的亲历者和执行者。扩张和改革强化了帝俄知识分子的自信：俄罗斯不必融入拒绝它的欧洲体系，也无须移植自由主义模式。
泛德意志主义的勃兴和“东方问题”的升温，也刺激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斯拉夫知识分子中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1867年，全欧斯拉夫民族代表在莫斯科集会，标志着泛斯拉夫主义发展至鼎盛。丹尼列夫斯基设想的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由俄罗斯领导的“全斯拉夫联盟”，正是对这一思潮的系统化阐述。
（二）证明俄欧殊途论和批判欧洲中心论
丹尼列夫斯基归纳了俄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扩张模式。他声称：“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是通过自由殖民而非征服国家占据的”，而欧洲的扩张则多是通过“征服”实现的（《俄罗斯与欧洲》，174~175页）。[3]他把“征服”定义为“对民族的政治谋杀或至少是政治伤残”（175页），即剥夺了一个民族的政治独立和自主发展的权利，如对美洲原住民的灭绝、非洲奴隶贸易、对印度和中国的殖民等。而俄罗斯的“自由殖民”则没有消灭原有的文明，在扩张中尊重被吸收民族的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通过所谓“完全非暴力的同化过程”，让原有民族享有“完整的民族自主权”（177页）。
相对地，丹尼列夫斯基逐一美化了帝俄领土扩张成就的“合法性”：芬兰“从未拥有独立历史生活”，算不上活的政治民族，并入帝俄后“芬兰民族才开始觉醒”（178页）；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自古属于俄罗斯”（179~180页）；瓜分波兰只是为了拿回白俄罗斯、右岸乌克兰、立陶宛等“祖传遗产”（182~185页）；比萨拉比亚是“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东正教基督徒”（186页）；克里米亚和高加索要么是“正当防卫”，要么是因为对方“主动请求保护”（186~187页）；西伯利亚则是“对无人土地的占领”（187页）。他还声称，俄罗斯的战争大多是自卫或为解放欧洲而战。（188页）
在比较了俄欧扩张方式后，丹尼列夫斯基又从俄欧的历史发展轨迹、历史性制度、宗教和精神生活的差异，证明了俄欧属于不同的文明。他指出：“俄罗斯没有吮吸过任何一条欧洲从中吸取养分的根——无论是从被它自己毁灭的古代世界的土壤中，还是从日耳曼精神的深处。她没有构成查理曼帝国复兴的一部分，那是整个欧洲大树的共同主干；她没有进入取代查理曼帝国的神权联邦；她没有与封建贵族网络联系在一起。”（205页）
丹尼列夫斯基还批判了欧洲中心论。他用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的例子证明，“西方进步、东方停滞”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进步和停滞是所有文明都会经历的阶段性特征。他指出，“如果能有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准确数字，英国和美国的工业和贸易数字可能会相形见绌”（217页），“进步不是西方的专属特权，停滞也不是东方的专属烙印”（219页）。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普适社会理论，而只有“比较社会科学”（293页）。即使在最普适的科学领域中，民族性也深刻影响着研究方向与方法。社会科学尤其具有民族性，普遍规律在不同社会以特殊方式运作，不同民族的偏好、世界观、特殊角度都会发生作用。
（三）构建比较文明理论
在否定欧洲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后，丹尼列夫斯基正面构建了自己的比较文明理论。他认为每个文明都是文化与历史的独立有机体，即“文化-历史类型”（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тип），各有其独特的发展阶段。他列出了文化-历史类型和文明发展的五个定律。
第一，政治独立是文明诞生和发展的首要和绝对条件。
第二，文明之间有不可传递的核心差异，“移植”和“嫁接”都会导致文明异化，“土壤施肥”才是唯一有益的文明交互方式。“移植”是将一个文明整体迁移到新的地理空间，但它无法与当地环境真正融合。“嫁接”是一种文明将其精神核心、制度或文化价值强行植入另一种文明。“嫁接”是丹尼列夫斯基最痛恨的文明传播方式，因为它像“一棵不断被修剪枝条的砧木，只为服务一个外来的接穗”（241页），本质上是一种寄生关系。“土壤施肥”指接受者文明保留内核，从其他文明成果中吸收营养，但不复制或模仿其精神核心，是文明之间唯一健康的关系模式。所谓的“营养”，指“超出民族性范畴”的实证科学结论和方法、技术和工业的改进。（242页）
第三，多样性是文明繁荣的必要条件。“文明——在类型所含民族精神特性中潜伏的开端的展开——越是多样和丰富，其组成元素（即民族性）就越多、越独立。”（242页）“民族性”（народность）与“全人类性”并非对立关系。民族性不是障碍，而是全人类性得以实现的途径——没有多样性的民族性，就没有丰富的全人类性：“民族与全人类的关系，不应比作围绕广场的窄院，而应比作互相交叉的街道，它们的交叉形成广场——这个广场相对于每条街道来说只是它的一部分。”（261页）
第四，文明高峰期短暂，而“生命能量”的消耗是一次性的。“文明时期相对很短，耗尽类型的力量，且不会再次返回。”（247页）“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自夸在所有方面代表最高发展点。”（250页）
第五，民族如同植株，有生长、开花、结果、枯萎等阶段。欧洲文明已越过创造力的巅峰——16~17世纪是其艺术、哲学、科学的奠基期，19世纪已是“结果期”。（304页）欧洲已提供了其文明所能提供的全部“种子”，为其他文明提供思想、方法、技术等养分，这正是斯拉夫文明登上历史舞台的恰当时机。
丹尼列夫斯基还界定了欧洲“日耳曼-罗曼”文明与斯拉夫文明的核心区别。他指出，日耳曼-罗曼的核心特征是“强迫性”（Gewaltsamkeit），这种强迫性贯穿欧洲历史，从宗教不宽容、殖民征服到奴隶贸易、鸦片战争：“把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利益看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其他思想方式、任何其他利益都必须在它面前屈服，不管愿意不愿意。甚至自己都不认为把自己的思想方式强加于人、让一切都服从于自己利益的行为是不公正的——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的高低秩序。”（309页）斯拉夫文明则以宽容为特征。“弱小的、半野蛮的和完全野蛮的异族人不仅没有被消灭、从地球上抹去，甚至没有被剥夺自由和财产、没有被征服者变为农奴。”（318页）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天主教和新教把终极权威交给了错误的对象，导致权威来源的不稳定和碎片化，而东正教将其保留在“教会全体”这一更稳定的形式中，从而为文明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也塑造了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结构。天主教把教皇作为无谬误的权威，但这缺乏历史和逻辑依据，是权力的偷窃。新教中，每个信徒可以自行裁剪解读《圣经》，这看似自由，实则让信仰失去了确定性，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皇”，最终导致信仰主观化、虚无化。（310~311页）
（四）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与战略蓝图规划
在比较文明研究后，丹尼列夫斯基回到现实政治层面，系统地提出了民族与国家建构理论和应对地缘政治竞争的方案。他区分了两种国家构建的模式，即民族国家和“抽象国家”（отвлеченноегосударство）。他认为，国家是“民族性”的载体和守护者，其最高目的是保护和促进特定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使命。民族国家与创造它的民族是有机统一的，是“活生生的”民族有机体。而抽象国家则是脱离了具体的民族性、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形式，它不是为特定民族服务的有机工具，而是变成了一个凌驾于民族之上、为普适的抽象理论（如自由主义、民主、均势等）或特定精英利益服务的政治实体。
他认为，“抽象国家”是欧洲政治发展的根本缺陷，这些国家可以容纳和整合完全异质的民族，仅仅因为它们被同一套行政系统所统治，而不考虑其文化认同，是“对活的民族性的压迫”（366页）。俄罗斯如果盲目“欧化”，“移植”欧洲制度和思想，脱离俄民族性、文化和思想传统，不仅会造成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的分裂，甚至会造成国家分裂，因此产生各种民族分裂势力。（393页）
丹尼列夫斯基预测，未来终极的文明间地缘竞争并非“欧亚之争”，而是“日耳曼-罗曼类型与斯拉夫类型的斗争”（417页）。人类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屈服于单一国家的政治霸权，而是单一文明类型的统治，即“西化派理想的‘全人类文明’的实现”（524页），为“对抗统一的欧洲，只有统一的斯拉夫能够一战”（523页）。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囊括从亚得里亚海到太平洋、从北冰洋到爱琴海的所有斯拉夫土地的、紧密结合的“全斯拉夫联盟”（469页）。联盟“不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而是为了维持世界多样性，防止单一文化-历史类型的统治”（525页）。他还预言美国和俄罗斯是抵抗欧洲霸权扩张的两个“保护性力量”（523页）。
他还提出了“历史力量储备”规律：落后的边缘部分总在关键时刻复兴中心。俄罗斯的“前沿”是基辅罗斯，“储备”是莫斯科公国；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则成为新的力量储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和战略纵深，使俄免于被欧洲“抽象国家”完全吞噬。“这一储备不会白费——它注定要复兴、恢复、更新斯拉夫生命于更广阔的范围。”（538~539页）
丹尼列夫斯基的地缘政治预言在20世纪历史中爆发出巨大的预测力：两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他关于“斯拉夫与日耳曼-罗曼文明类型的碰撞”的论断。帝俄与奥匈帝国围绕巴尔干斯拉夫民族的争夺，是一战的导火索。他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命运的预言在一战后一一应验。他的“历史力量储备规律”在二战中得到充分验证：苏联诸多欧洲领土沦陷于纳粹德国后，乌拉尔山以东的广阔腹地作为“力量储备”提供了战略纵深和工业产能，支撑了苏军从莫斯科反攻至柏林的决胜进程。
二战后的苏联-东欧集团，在地理范畴和功能上部分实现了丹尼列夫斯基构想的“全斯拉夫联盟”。华约和北约的对峙，也进一步回应了他的“斯拉夫对抗日耳曼-罗曼集团”的逻辑。冷战终结也并未消解这一思想框架的辐射力。丹尼列夫斯基对文明内核不可传递的判断，对“抽象国家”导致国家主体认同弱化、统治阶级脱离大多数人的预言，回响在亨廷顿享誉世界的《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中，也渗透在当代西方极右翼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移民和“深层国家”的纲领中。
▍二、余波和再发明
（一）从泛斯拉夫主义到古典欧亚主义
《俄罗斯与欧洲》刊发后，帝俄驻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官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在1875年出版了《拜占庭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一书，自称为丹尼列夫斯基的追随者。但他认为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并非源于“斯拉夫民族性”，而是源于其继承的拜占庭文明遗产，特别是东正教信仰、绝对君主专制、等级制的家庭与社会结构等。他主张，等级森严、文化多元、充满活力是文明鼎盛的标志，而扼杀多样性的欧洲平等主义则导致平庸、混乱和衰落。
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内战中，西方协约国曾支持白军，而当苏维埃政权站稳脚跟后，又迅速将其抛弃。1920年，一批流亡欧洲的白俄贵族和知识分子发起了“欧亚主义运动”，形成了古典欧亚主义学派。[4]流亡海外并被西方利用和抛弃的经历，使他们更迫切地寻求独立的俄罗斯文明身份。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丹尼列夫斯基对欧洲“普世人类价值”的批判和对东正教的推崇；另一方面摒弃了其中的语言至上论和泛斯拉夫主义，将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视为俄罗斯文明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5]
欧亚运动的领袖、语言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亲王论证了俄罗斯文化中有大量突厥和蒙古元素，欧亚大陆诸语言和文化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共同构成了统一的文化圈。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萨维茨基提出的“发源地”（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概念，指出地理环境、生态、聚落模式、经济联系和历史经验共同塑造了文明特征。俄罗斯的文化母体既非“纯粹的斯拉夫”，也不是“受亚洲专制主义扭曲的欧洲”，而是东斯拉夫-突厥-芬兰-乌戈尔草原文化的融合。[6]
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对苏联的不同立场，学派很快分裂式微。卫国战争后，研究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史并深受萨维茨基影响的苏联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继承和发扬了古典欧亚主义。古米廖夫提出了“超民族”（Суперэтнос）概念，俄罗斯超民族由古代罗斯人、立陶宛的移民和草原民族经过数个世纪的共生而形成，俄罗斯人“与突厥-蒙古民族同源”。而苏联本身就是一个超民族，其全体人口是一个单一民族。在历史叙事上，他认为斯拉夫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共生保护了东正教文明免受天主教和拉丁欧洲同化，塑造了独特的欧亚国家。蒙古统治也带来了治国经验，教会了欧亚大陆各民族如何不分种族和信仰地和平共处。草原是俄罗斯文明的真正摇篮，拜占庭只是宗教和文化的源泉。[7]
苏联时代，古米廖夫的民族学说被长期边缘化，其1976年写完的《民族起源与地球生物圈》一直以手抄本形式秘密流传，直到1989年才得以出版。该书首印20万册，赶上了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全面复兴的热潮，连续加印了数百万册。古米廖夫也成为“与爱因斯坦和马克思齐名”的家喻户晓的明星。哈萨克斯坦为他树立了雕像，并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阿斯塔纳国立欧亚大学（L.N. Gumilyov Eurasian National University）。[8]
（二）“新欧亚主义”的再发明
苏联晚期的异议分子地下文化与苏联解体后的意识形态真空，共同催生了亚历山大·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它以欧洲新右翼思想为内核，从丹尼列夫斯基和古典欧亚主义中吸收了部分思想资源，又拣选了麦金德、斯派克曼等人的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若干要素。
1992年起，杜金在俄军总参谋学院担任兼职讲师，1997年在俄国防部高层支持下出版了代表作《俄罗斯地缘政治基础》一书，被总参谋学院及其他俄罗斯军事大学采纳为教材。2001年后，杜金创立了“国际欧亚运动”，得到了东正教机构的支持。2012年，杜金与普京的欧亚经济一体化顾问谢尔盖·格拉济耶夫、莫斯科都主教季洪·舍夫库诺夫等一同加入了保守主义圈子“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Изборский клуб），获得了直接向高层建言的渠道。
杜金深受法国传统主义者雷内·盖农与意大利法西斯思想家尤利乌斯·埃沃拉著作的影响，崇尚传统等级制，将平等、开放、自由民主为代表的现代性视为人类堕落和灾难的根源。他认为当代世界，以美国为核心、代表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世俗化和单极世界秩序的“大西洋主义”，与以俄罗斯为核心、代表传统主义、等级秩序、精神性和多极世界的“欧亚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传统文明的代表，是制衡西方建立普世主义全球霸权的“阻击者”（katechon）[9]。俄罗斯必须重建一个以东正教和传统价值观为根基的欧亚帝国，领导各个传统文明，与“大西洋主义西方阵营”抗衡。[10]
（三）当代发展：整合和政策化
近年来，俄罗斯战略界开始大量运用文明国家学说的原理，发明新的政策概念。
2019年，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学者鲍里斯·梅茹耶夫提出了“文明现实主义”，他认为，世界是由多个独立文明板块组成的，每个文明板块由核心和边缘构成，其中的核心国家拥有自身的吸引力轨道，吸引边缘国家向其靠拢：“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文明，它有资格在东欧和中欧占据领导地位。”他因此主张通过谈判建立一个“将俄罗斯与欧洲—大西洋地区隔开的非军事化缓冲区”[11] 。在这一框架下，“文明”的定义等同于大国对较弱边缘国家的引力控制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文明”的新瓶装了“势力范围”的旧酒。
2022年9月，当代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战略家之一、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提出，俄罗斯“是文明之文明，世界之世界”，既是古典欧洲最后的堡垒，保留了欧洲自己已然抛弃的文化遗产；又从鞑靼-蒙古时期继承了宗教宽容和文化开放，在征服过程中吸收了亚洲元素。俄罗斯是“抵御新殖民主义、捍卫文明和文化自由发展的堡垒”，“反对任何霸权主义或对终极真理的宣称”。[12]这些主张非常明显地借用了丹尼列夫斯基和古典欧亚主义学派的思想遗产，也融合了杜金和西方右翼的反建制派观点。他暗示，当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只是为了摧毁过去40年受益于全球霸权环境的西方建制派，而无损于西方国家的整体利益。近年来俄罗斯拉拢西方右翼反建制派，正反映了这一主张。
2025年，卡拉加诺夫还提出了“西伯利亚化”和“亚洲帝国”的概念。他主张，俄罗斯要在文明上与欧洲决裂，将其“精神、人文和经济中心”东移，呼吁将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俄罗斯领土视为一个单一的战略空间，建设新的南北运输走廊，将西伯利亚南部与北极航道和中国连接起来，同时将“劳动力丰富但缺水”的中亚国家纳入西伯利亚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延伸至南亚和东南亚。他甚至将俄罗斯称为与中国、印度并肩的“亚洲帝国”，“如果彼得大帝还活着，他会在西伯利亚建立一座新都”[13]。
另一位知名战略家、《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期刊主编卢基扬诺夫提出了“世界多数”（мировоебольшинство）概念，认为从人口和文明的角度来看，“西方显然是一个正在萎缩的少数群体”，正在复兴和崛起的“非西方”国家更应被称为多数。[14]普京、拉夫罗夫和俄罗斯外交部文件多次引用这一概念，用它替代“全球南方”（俄罗斯认为自己不是“南方”，但属于“多数”）。但卢基扬诺夫对“文明国家”概念更多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一概念本身并不能回答“现在该做什么”。[15]他还认为“文明的多极化”将更为碎片化，形成一个由大约20个影响力各异的势力中心构成的格局，这与原来设想的多极化截然不同。[16]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兼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伊万·季莫费耶夫概括了俄罗斯文明的五个核心物质空间特征：唯一的跨大洲文明、开发严苛边疆的历史、中央集权国家早熟且不曾间断、对边缘地区投资多于攫取、能够吸收东西方影响而不成为任何一方。
他也反思了“文明国家”作为外交政策概念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是分析深度可以贯穿数千年，超越了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所基于的数百年近代历史经验。核心缺陷是主权与文明的边界不统一，如果文明缺乏“政治能动性”（political agency），就很难将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他最后指出，将“文明国家”引入官方文件的最大意义在于回到关于身份认同的根本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对自身及世界的未来愿景是什么？谁是我们“重要的他者”？[17]
▍三、预言还能兑现第二次吗？
自丹尼列夫斯基以来，俄罗斯文明国家叙事的内核，是反普世主义的特殊主义。这种俄罗斯式的特殊主义，与“美国优先”“基督教民族主义”实际是一体之两面。中华文明思维中，“治国”与“平天下”是递进的、同构的。而基督教诸文明从未摆脱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张力。在基督教诸文明中，特殊主义是受挫者的叙事，不是强者的叙事。当苏联和帝俄的硬实力足以匹配其雄心时，它们推崇的都是泛斯拉夫主义、输出世界革命、争夺全球霸权这类普世主义的叙事，古米廖夫式的欧亚主义只能被压制雪藏。冷战后初期的美国极尽普世主义和对外扩张之能事，民主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都是霸权自信的体现；而当它挥霍了其“单极时刻”而陷入过度扩张时，便发生了特殊主义的、以“美国优先”、基督教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为表象的身份内向转变，放弃了普世主义自由输出项目。西方古典和基督教文明的两个最强分支——正如丹尼列夫斯基所指出的，俄罗斯代表希腊，美国代表罗马——同时转向特殊主义，是国际变局的重要特征。
历史叙事永远是为当下和未来服务。文明国家学说传统，之所以在冷战后得以复兴，并成为当代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高度契合俄在后霸权变局时代建构有利的国际新秩序的需要。俄罗斯把自己定为一个非欧非亚的欧亚文明，不仅意味着它着眼全球变暖之下更易开发的北极和西伯利亚，也暗示着它的“无边疆性”和在各个战略方向上的灵活性。俄罗斯精英心目中的“文明国家”，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文明核心国家及在其“引力边界”内的势力范围。如果“文明国家”构成国际关系的核心行为体，那么“文明的多极化”，是否意味着“多个拥有势力范围的大国的默契共存”？一个势力范围化的新文明多极体系，当然符合俄罗斯在自身实力下行背景下稳固基本盘的需要，但这样一种新体系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发展、安全和治理挑战？文明的多极化固然能够制衡单一霸权和价值，但如何防止新丛林状态、新封建主义和碎片化？21世纪初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需要全球性的思想与行动框架，在复兴19世纪的地缘思想资源时，必须考虑全球性的新现实。
丹尼列夫斯基的学说在被遗忘、被边缘化的时候，成功预言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苏联-东欧集团的崛起。当它及其后继思想被重新发现和提升为国家叙事时，俄罗斯正在延宕的乌克兰危机中深陷“两伊战争式”的泥潭，其硬实力和在后苏联空间的“文明影响力”似乎持续下降。这个已经兑现过一次的神奇预言，还能否，以何种形式再次生效呢？

编辑 | 鲁方裕 标题 | MSD、王致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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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XIX засед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7 октября 2022 г.
[2]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XX ежегод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5 октября 2023 г.
[3] 第一章引用的原文均出自丹尼列夫斯基俄罗斯-斯拉夫学研究院在2022年出版的“丹尼列夫斯基五卷本全集”计划的第一卷，主要收录了作者生平介绍、《俄罗斯与欧洲》全书和相关书评文章。参见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Т. 1. Селятино: ИРСИ, 2022.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5 т.)，引文页码在正文中标出。该研究院位于莫斯科州谢利亚季诺镇，核心使命是整理、出版和研究丹尼列夫斯基的学术遗产。这是俄罗斯首次系统性地整理出版丹尼列夫斯基的全部重要著作，标志着其思想从学术遗产升级为国家思想资源。参见https://danilevsky. ru/about/。
[4] D. S. Mirsky,“The Eurasian Movement,”The Slavonic Review, 1927, Vol. 6, No. 17, pp. 311~320.
[5] Ilya Vinkovetsky,“Classical Eurasianism and its Legacy,”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2000, Vol.34, No. 2, pp.125~39.
[6] Sergey Glebov, From Empire to Eurasia: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Ideology in Russian Eurasianism, 1920s–1930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7.
[7] Mark Bassin, The Gumilev Mystique: Biopolitics, Eurasia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Modern Rus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8] Luka Jukic,“A Russian Intellectual Fortified the Notion of a Eurasian Civilization,”New Lines Magazine, November 1, 2021.
[9] Katechon一词出自《圣经》，德国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将其重新界定为“阻止世界混乱和毁灭的力量”。杜金认为俄罗斯就是当下的katechon，承担着阻止西方自由现代性和帝国主义强权的使命。参见Grigori Khislavski,“Russia as the Katechon: Seeking Alternatives to the Concept of Russian Fascism,”Global Europe, Issue 2, December 2025。美国科技右翼代表人物彼得·蒂尔等人也非常推崇这一概念。
[10] 参见荆宗杰：《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评析——以“多极世界理论”为例》，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6期，第60~90页。
[11] Boris Mezhuev,“Civilizational Realism,”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No. 4, October/December, 2018.
[12] Караганов С.А. От не-Запада к Мирово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у. Россия уходит от ев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No.5,2022. C.6.
[13] Sergei A. Karaganov,“Eastern Turn 2.0,”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uly 21, 2025.
[14] Sergei A. Karaganov,“Russia’s Policy Towards World Majority,”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ctober 27, 2023.
[15]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путь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о и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Итоги Лектория СВОП //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30 декабря 2023 г.
[16] Лукьянов Ф.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как цель. О России в «большом мире» // Подкаст РСМД, 6 ноября 2025 г.[17] Ivan Timofeev,“A State as Civilisa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Valdai Club, May 18, 2023.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10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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