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长征胜利 90 周年。各种纪念活动、电影、央视新剧、纪录片叠加。除了继续展现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与意志之外，地理影响也越多地得到了呈现。比如聚焦于四渡赤水这段历史电影的《四渡》，就创新性地用了实体地形沙盘，搭配针孔摄影机，镜头跟着指挥员的手 “钻进沙盘河谷”，把黔北喀斯特山体、赤水河 S 形河道、娄山关隘口、各个渡口的空间关系拍成立体地理模型；同时穿插纸质军用挂图、3D 动态地形图，力求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地形与战役进程的关系。
用地理、地图解读历史是我一直在做的事，自然是很高兴看到这种变化。不过我今天跟你一起回顾这段历史，着眼点却不是在地理地形上，而是在城市。
无论是在赣南建立根据地，还是在整个长征转战过程中，抑或是最后落脚陕北，红军的命运始终都与“山”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大多数影视剧里所呈现的根据地故事，也都是在山村为支点展开的。然而红军不是梁山式的起义者，而是以建立红色政权为目标的革命者。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策略，但农村本身并不是终点，只能成为游击型根据地的支点。“政权”属性的大型根据地，仍然需要依托城市建立。
控制了城市，就意味着控制了这一区域的主要人口与物资。控制城市的数量亦与兵力成正比。身处赣南山地，以瑞金县城为红色首都的中央苏区，鼎盛时期（1933年）曾同时控制18个县城，兵力12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起家的鄂豫皖根据地，鼎盛时期（1931年）则以河南新县为中心城，控制了6座县城，拥兵4.5万人。西征入川后的红四方面军，兵力一度缩减至1.4万人。转进大巴山区建立川陕根据地后，则以四川通江县城为中心，控制了8座县城（1933年），兵力亦随之扩充至8万余人。
真实历史中，少的是庙算在前的从容，多的是见招拆招的决断。从瑞金到延安一路走来，大庸、遵义、懋功、松潘四座山中之城，都曾一度成为过红军重建中央苏区的选择，但都因地缘条件不佳被迅速放弃。接下来，我就跟你一起揭开这四座城的神秘面纱。
桃花源里的“张家界”
第一个被中央红军选中的城市叫“大庸”，是不是觉得陌生，那么如果说韩国人心目中的旅游圣地张家界呢？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呢？是不是一下子熟悉了起来。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江西赣南经略多年的中央红军，被迫由江西出发转进，并将“北上抗日”作为红军最高政治纲领与行动总目标。
与北上抗日这个总目标相比，当务之急是先另寻一片根据地安顿这8万多人。湖南湘西，就是出发时就已定下的目标。一则湖南与江西相邻，转进距离更近；二则贺龙作为湘西人，此时已率红二军团重回湘西开辟根据地，并与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会师。
新根据地中心城名叫“大庸”，这是一个让绝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地名。名字来源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庸国”。3000年前，武王伐纣灭商，当时有八个南方国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跟着一起去，史称“牧誓八国”。其中位于湖北竹山县的庸国实力最强、跟中原的距离最近，位列八国之首，并受封为周朝的诸侯国。
庸国是个位于汉水上游的山地国家，春秋时期下游的楚国崛起，溯江而上灭了庸国。好在那时讲究的是“灭国不灭祀”，被灭的国家还可以在指定地点作为附庸重建。于是庸人便被楚国从湖北迁到了湖南湘西。原来的都城被后世称为“上庸”，后来的都城则取名为“下庸”。
上庸、下庸之名都渐渐不再使用，清朝时建制在下庸县叫作“永定县”。再后来北洋政府发现福建原来也有个永定县，遂从史书中翻与了下庸这个故名，并因为“下”有低人一等之意，更名为“大庸”。只是“庸”这个字，同样容易上人联想到庸俗、平庸。1994年，大庸正式改名为“张家界”，并由此成为中国的旅游名片之一。
张家界最吸引世人的，无疑是它奇绝的山体。张家界这个名字原本则是用命名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以此来说，当年大庸这座森林环绕的山中之城，倒还挺适合红军躲闭国民党围追堵截的。
其实适合的不仅是张家界，而是横跨湖南、湖北、重庆、贵州交界处的“武陵山区”。“武陵山区”是一片位于三峡之南，以武陵山脉为主脉，总面积与贵州省相当的山地，其中湘西的占比过半。两汉魏晋之世，曾在此设置“武陵郡”加以管理。陶渊明一篇《桃花源记》更让武陵山区，以世外桃源的面目为世人所熟知，武陵山亦因此而得名。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到底是在湘西还是贵州境内，一直以来并没有定论，但有了连片山地的保护、有了贺龙在湘西打下的基础，武陵山区无疑是个建立根据地的好去处。计划中的新中央苏区也因覆盖整个武陵山区，被命名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问题是，红军得先进得去湘西。
长征以来，红军之所以能够沿着赣粤、湘粤边境的山地顺利西进，是因为担忧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入驻广东的粤军，在战前就与红军达成秘密借道协议。使得红军得以顺利突破了三道封锁线。然而要是想进入湘西建立根据地，可就动了湘军的蛋糕。
自19世纪中叶，曾国藩引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引发洋务运动以来，湖南就成长为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重地。湘西虽然山多地少，但兵员战斗力极强。要是拱手让给了红军，此消彼长，不仅湘军军阀的实力要受影响，卧榻之侧更是睡了一只猛虎。
于是在这种自保心理下，湘军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上游处，布设了第四道封锁线时，并拼死阻击红军。担忧红军南下的桂军，则在侧后给予红军重击。造成中央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由此以大庸为中心，在武陵山区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也不得不做出调整。
让明军胆寒“遵义”城
“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这是长征后红军对对手的评价。
即不能北上湖南，又不能南下广西，其实就只剩下西进贵州一条路了。不过入黔是入黔，接下来怎么走却有是争议的。李德等人认为往黔东北的武陵山区走，这样就还能按原计划建立根据地。被边缘化的毛泽东则认为去湘西已经不现实，应该去乌江以北“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最终后一种意见占了优。
贵州虽然在汉朝时，就已经建制郡县，不过由于山地占比高达92.5%，一直到明朝开国都属于羁縻之地。那些遍布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土司，则被中央政府授予世袭官职，统领地方。明朝建立后，尝试在乌江之南建立以贵阳城为中心的行省“贵州布政司”，不过乌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土司的天下。其中尤以水西安氏与播州杨氏势力最大。
彝族属性的水西安氏在明朝初期，曾在首领奢香夫人的率领下，主动向明朝示好归附，贵阳城便是奢香夫人送给朝廷做省会的。相比之下，以遵义为政治中心的播州杨氏，独立性就要更强些。16世纪末，担心朝廷借调播兵平乱之机，削弱自己的第二十九代播州土司杨应龙发动叛乱，史称“播州之役”。明朝则于公元1600年艰难平定叛乱。播州之役亦与宁夏之役、朝鲜之役并称为“万历三大征”。
遵义城除了主城以外，还有两个依山而建的硬骨头，一个是城外建在山顶的海龙屯，易守难攻，是杨氏土司战时的指挥中心；二是北部大娄山上的娄山关，扼守的是通往重庆地区的通道。为了赢得播州之役，大明从整个南方地区征调了24万官兵，是明朝后期调集兵力最多的战役。仅攻占海龙屯一战，就战死了近5000人，以及70余名将官。
这也是贵州和遵义城，第一次成为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只不过播州之乱虽平，黔北七百余年自治所导致的余波，却不会那么快消失。战后明朝虽然当即着手改土归流、清朝亦在黔北设置“遵义府”来管理播州故地，遵义城亦与贵阳城并为乌江南北的两大中心城，但对黔北的的统治力却始终弱于黔南。
1934年1月1日-3日，红军分别在乌江的三个渡口架设浮桥，全军成功渡过乌江。紧接着红军先头部队，仅用了两天多时间就急行军至遵义城外，并扫清外围据点。1月6晚，换上黔军服装的红军，利用俘虏诈开城门，次日便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这座黔北重镇。1月9日、10日，先头部队又一鼓作气拿下了遵义的北大门娄山关，及关北的桐梓县城。
至此，红军扎根黔北的计划进展得十分顺利。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将毛泽东纳入新中央领导集体，长征和整个红军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
然而在仔细调研了遵义和黔北的风土人情后，遵义会议的与会者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黔北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民族关系复杂，非但不具备创建大型根据地的条件，更有可能被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合围。反观与之相邻的四川则为天府之国，人烟稠密，最起码在物质条件上更有潜力。同时红四方面军既已在四川北部建立川陕根据地，入川则可寻机与之会合。
为此，遵义会议及时调整方案，转而决定渡过长江入川，在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只是这个过程注定是艰难的，最终经历过四渡赤水的反复迂回，红军跳出包围圈向西进入云南境内，再北渡金沙江成功转进四川。
让乾隆颜面扫地的“小金川”
过了金沙江就是隶属四川的彝族大凉山区，三国时期南中地区作乱，大家熟知的孟获其实是云南的汉人豪强，并非夷人。真正与之一起反叛蜀汉的夷人首领，正是大凉山区的夷王高定元。为了啃下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分派数路大军南征的诸葛亮，自己亲率主力进入大凉山地区，并平叛成功。只求借道通过的红军，却并没有与大凉山彝族发生冲突，而是通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拜的方式，和平通过了这片连四川军阀都不能进入的山地。
如果继续沿着诸葛亮的来路北上，那中央红军接下来就得去成都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央红军的选择是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高原。同时四方面军放弃同样遭遇多面围剿的川陕根据地西进，以图在这片能俯视成都平原的高原上会合。1935年6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下位于川西懋功县城。10天后，在翻越冰雪覆盖的夹金山后，2万余中央红军抵达懋功，两支红军主力顺利会师。
按照最初的计划，红军应以懋功为中心，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然而考察过当地的民情之后，中央及一方面军认定，这里同样不适合建立根据地。
你要知道什么是“川西高原”，以及懋功的历史就知道为什么有此判断了。川西高原实际上就是青藏高原被划入四川的部分，虽然紧贴着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地理环境却是天渊之别。整片高原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是纵谷密布的横断山脉，纵谷中分布着一个个藏族的土司官寨，属于“康巴藏区”的一部分；北部则是地势稍缓的“松潘草原”，藏族及未被同化的羌族杂居于此。
懋功在历史上还有个赫赫有名的名字“小金川”（今名小金县），西边隔壁另有个“大金川”（今名金川县）。1747年，大金川土司试图吞并包括小金川在内的周边土司。对于清王朝来说，这是绝不能容忍的。因为无论从青海、甘肃，还是四川、云南进藏，都得走康巴地区，康巴地区亦因为贸易之利，成为整个藏区最富庶的地区。要是任由一家土司做大，那西藏就危险了。
第一次金川之役打了两年，耗费了白银2000余万两，以大金川土司重新归顺，并保留土司地位结束。到了1771年，大小金川结盟再次叛乱，乾隆花了5年时间才平叛成功，并顺势改土归流。这便是乾隆十大武功中的“大小金川之役”。
大小金川之所以难打，一是因为康区可以种地，有自给能力；二是因为早在当地部族还是氐羌之族汉朝时，就已经开始据险构筑“碉楼”自守了，之后被同化为嘉绒藏族后，这一传统被延续了下来。如此险要的地形，加之强悍的碉楼，使得清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平乱成功。
对于红军来说，如果只是像在大凉山区那样做个过客，并不会与当地土司发生矛盾，但如果执意要建立根据地，那将会十分的困难。更为致命的是，包括懋功在内的川西8县，总人口才20万人。即便占据大多数的藏民全部站在红军这边，也没办法供给10万红军。于是会师后的红军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并于6 月 28 日做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开始以松潘城为主攻目标继续北上。
骑在成都头上的“松潘”古城
北取松潘的决定，实际有妥协的成分。因为当时兵力占优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并不赞成北上，主张依托懋功、大金川流域，向西康发展，在川康少数民族区域建立根据地。
这表面看是战略分歧，客观上也有无奈之处。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有六万多是在四川扩招的新兵，大多数人对故土的依恋之情，高过了北上抗日救国的大义。这种情况下，两河口会议的战略决策是——北上拿下川西北的“松藩”城，然后再在四川、甘肃、陕西交界处，建立“川甘陕苏区”。这样既能打开北上通道，又不至于远离四川。
松潘城位于岷江最上游处。岷江水自松潘南流，由都江堰奔流出青藏高原，注入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由此在岷江河谷中天然形成了一条，成都经汶川、茂县，通往松潘草原，全长700里的古道——松茂古道。这意味着，如果转以松潘古城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将来还有机会打下成都。当年李世民就在此与吐蕃打了一场著名的“松州之战”，由此遏制住了吐蕃的扩张势头，为后来的和亲奠定了基础。
然而预想中的“松潘战役”却并未打响。一则因为国民党方面已经提前让胡宗南在松潘城重兵布防；二是四方面军内部对北上心存疑虑，导致行动迟缓；三者川西地区补给困难，地形复杂，对行军极为不利。导致最终红军不得不放弃打下松潘城，建立根据地的想法，转而从沼泽遍布的松潘草原腹地穿越，进入甘肃地区。
这意味着红军即便成功穿越草地，也就此彻底的离开了四川，在地缘属性上从一支成长于南方的军队，变身为一支立足北方的力量。
1935 年 8 月，一、四方面军混编左、右两路军，一起向草地开进。以中央红军为主的右路军成功走出草地；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进到草地里面的阿坝一带，张国焘便利用部队的不满情绪，下令停止继续北上。同时要求右路军中的红 4 军、30 军（四方面军部队）转而南下，动员口号则是“打到成都吃大米”。
鉴于都江堰等进入成都的重要隘口都有重兵把守，张国焘的计划是南下至雅安，然后经由成都平原南端的百丈关突破。然而尽管在川西的一系列战役都进展顺利，但川军亦深知，绝不能放红军进成都平原。11 月 14 日起，红四方面军集中 15 个团，在百丈附近十余里弧形阵地展开决战。十多个旅的川军在飞机、火炮掩护下轮番集团冲锋。鉴于阵地多在水田、浅丘等开阔地展开，红军的压力极大。血战七天七夜后，虽此歼敌约 1.5 万人，自身伤亡亦有近万人。反观敌军方面，还有源源不断的援军抵达前线。
无奈之下，红四方面军只能继续留在缺少补给的康巴，人员亦由8万人锐减至4万人，最终不得不再次北上，与前往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中央红军重新会合。至此，红军主力整体完成了从南方到北方的战略大转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