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 | 美国网络作战范式改变路径刍议

李维杰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网络空间是“第五疆域”，与国家主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近年来，美国等主要国家加快发展网络作战力量，推动网络武器研发和网络作战理论研究，网络空间演变为大国竞争主战场，网络战成为现代竞争与对抗的基本样式。同时，网络武器的扩散和滥用导致全球网络安全形势恶化，勒索软件、数据泄露等网络安全事件频发，网络战风险严重威胁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基于此，分析美国网络作战范式改变路径，可为精准研判当前我国网络空间面临的任务、构建网络战风险防范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特朗普第二次就任总统前，美国国防部分别于2015年、2018年、2023年发布网络战略，阐述美国国防部在网络空间开展行动的基本方略。

（一）2015年版战略奠定网络力量建制化基础

2015年4月，奥巴马政府发布《国防部网络战略》，取代2011年《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此时，全球网络威胁呈现多元化特征，索尼影业遭网络攻击、乌克兰电网被网络武器瘫痪等事件接连发生，而美军网络力量分散在各军种，缺乏统一指挥和专职作战部队。该战略首次明确美军三项核心任务：防护国防部自有网络与信息系统；威慑并反击针对美国本土与国家利益的网络攻击；为全域联合作战提供网络支撑。组建133支网络任务部队，划分为国家任务部队（CNMF）、网络作战任务部队（CCMF）、网络保护部队（CPF）三类，国家任务部队、网络作战任务部队所属的支援力量后续被调整为“网络支援部队”（CSF）。该时期战略基调仍以攻防平衡为主，而且网络司令部仍隶属于战略司令部，进攻性行动权限受到限制，偏向支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实施网络作战。

（二）2018年版战略选定“主动进攻”战略转型

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防部网络战略》。此时，美国全球战略突出大国竞争，网络司令部在当年5月升格为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为美军网络力量独立作战奠定组织基础，同时明确“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该战略提出“前出防御”（Defend Forward）“持久交战”（Persistent Engagement）等战术理念，明确在威胁源头开展网络行动，在和平时期主动溯源、破坏对手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攻击能力；列出打造高杀伤性网络部队、在网络空间开展常态化竞争与威慑、强化盟友伙伴关系、改革国防部网络治理体系、培养国家网络人才五项优先目标。该战略明确授权网络司令部可在低于武装冲突门槛的“灰色地带”实施进攻性网络行动。

（三）2023年版战略深化升级“一体化威慑”

2023年9月，拜登政府发布《国防部网络战略》。该战略吸取乌克兰危机中的实战经验，锚定2022年《国防战略》提出的“一体化威慑”框架，将网络空间行动与常规军事、核、太空等作战域深度融合。此时，美国认定中国是“唯一具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系统性挑战的竞争对手”。该战略提出四大优先事项：保卫美国本土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为联合作战部队赋能，生成非对称作战优势；与盟友和伙伴协同保护网络领域；在网络空间建立持久优势。这一版战略核心创新在于将“前出防御”“持久交战”纳入“战役行动”（Campaigning），强调通过军事活动持续塑造战略态势。同时，2023年版战略大幅提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零信任架构等前沿技术的优先级，并推出解决网络人才招募、留任等难题的系统性改革措施。

三版网络战略坚守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霸权地位，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强调网络空间是独立作战域，对国家安全和军事优势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基础作为防护核心，防护范围从国防部内部网络逐步扩大至民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三是重视盟友协作，构建全球同盟，通过技术输出、联合演习和情报共享增强集体网络安全能力。四是以维护美国技术优势为根本目的，执行限制技术出口、加大研发投入和吸纳全球人才等策略。因此，三版网络战略核心不是回应“网络空间要不要军事化”，而是回答攻击到哪一步、怎么包装合法性、对手是谁、盟友是谁等问题，差异体现在主导逻辑、威胁表述、行动边界、盟友角色、军力焦点、话术包装等方面（见表1）。

表1 三版网络战略异同比较

就功能而言，三版网络战略对美国网络力量建设具有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构建全球最完备的网络作战组织体系。2015年确立网络任务部队的基本架构，2018年网络司令部升格为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实现网络作战力量正规化、体系化。目前，美军网络力量成为一个完备的多层次网络作战体系，处于全球绝对领先地位。二是确立以进攻为导向的网络作战理论。“前出防御”“持续交战”等改变网络空间的攻防规则。美军网络司令部自2018年以来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实施“前出狩猎”行动，主动探测并清除对手的网络威胁。美军网络力量在乌克兰危机中为乌克兰提供实时情报支持和网络防御援助，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进攻性网络行动，检验网络作战理论的实战效果。三是推动网络作战能力的跨越式发展。三版网络战略保持对网络技术研发的投入，推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零信任架构等前沿技术在网络作战中的应用。美军已与OpenAI、谷歌、微软等顶尖商业公司达成协议，允许这些公司最先进的大模型接入美军机密网络，大幅提升网络作战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四是重塑网络人才培养与管理机制。人才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资源，“培养网络安全人才”在三版网络战略中处于重要位置。目前，美国网络司令部正在执行“网络司令部2.0”改革计划，其中一项就是成立“网络人才管理机构”，负责识别、吸引、招募和留住网络力量精英。

2026年1月3日，美国发起“绝对决心行动”（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突袭委内瑞拉并抓捕马杜罗及其夫人；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行动代号分别为“史诗愤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和“咆哮雄狮行动”（Operation Roaring Lion）。

2026年1月28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美国网络司令部代理司令威廉·哈特曼（William Hartman）、美国联合参谋部全球行动副主任瑞安·梅塞尔（Ryan Messer）等出席。瑞安·梅塞尔直言，美军在实施“绝对决心行动”前的几个月就组建了一个“非动能效应小组”，在军事任务之中预置网络行动。瑞安·梅塞尔称，该小组“旨在将我们所有的非动能力量整合、协调和同步到任何全球行动的计划中，当然，还要执行这些行动”。非动能效应是指不使用武力或直接破坏手段，而是通过影响或干扰敌方系统来达到军事目的的行动，包括网络作战、电子战和影响力宣传活动。威廉·哈特曼表示，“不仅在‘绝对决心行动’和‘午夜之锤行动’中，也在其他一些行动中，我们已经像对待动能能力一样对待网络能力”。

对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双方国家级网络部队和非国家级黑客组织“选边站”“大显身手”的情况，美国在“绝对决心行动”“史诗愤怒行动”中，用最小军事成本撬动最大政治震荡，因前置网络攻击、得到人工智能支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效果与影响。这表明美国已实现军事与人工智能、网络攻击的深度融合，展现了智能时代作战新范式，即在信息产业体系支撑下，利用技术手段融合认知战、网络战、电子战、情报战、常规战，确保多域能力在同一个目标上的瞬间聚合爆发。

在上述军事行动中，网络行动的价值已超越传统作战样式。正如瑞安·梅塞尔所说，“在所有军事行动中，网络空间行动都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其中也包括那些网络因素可能并不显而易见的行动。无论是保护我方部队免受伤害、补充军事行动、给对手造成损失，还是保卫友方基础设施，网络空间行动对于联合部队的成功运用都至关重要。我们为了获胜必须采取积极主动而非被动应对的策略；网络活动必须从概念开发阶段开始，融入作战的各个阶段”。基于相关新闻报道分析，网络攻击在美军新的智能化作战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情报支援方面，执行“模式追踪”和“内线穿透”，确保情报支援做到细致入微。一是通过网络攻击、卫星侦察、信号监听以及地面人员的配合，全面掌握目标日常行为规律，获取生活模式特征。同时，美军还会根据生活模式数据建立模拟仿真环境，支撑行动推演与演练。二是在目标周边部署高级情报人员，确保在行动开始时提供精准的实时定位，避免在错误地点浪费时间或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技术对抗方面，利用压倒性的电子战、制空权彻底瘫痪对手防御系统。一是动用电子干扰机和网络战能力，对雷达、防空系统和指挥通信网络进行全方位压制和致盲，确保对手无法做出有效预警和反应，削弱其抵抗意志。二是调用超常规作战力量确保制空权绝对优势，对关键军事目标和防空阵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摧毁预警与反制力量体系。

行动战术方面，通过突击达到目的。一是确保突击不给对手反应处置时间。二是借助精确控制确保战术协同，实现目的后确保安全撤离。同时，在行动前后进行持续性认知塑造，包括控制主流媒体议程、操控社交媒体平台流量、攻击主流应用程序，制造政权瞬间崩塌的“预期”，煽动内乱、诱发对手倒戈。人工智能赋能情报分析、辅助决策和认知攻防，确保从海量数据中提取高价值信息，在远离本土的复杂战场环境下作出更优决策，这也是美军2026年两次行动的重要支撑。

上述两次美军军事行动向世界各国昭示：一种更沉默、更精密、更残酷的杀戮方式已经成熟，同时也明确了网络攻击在新战争模式中的“战位”。任务目标方面，目标由单纯的军事设施转向广泛的民用基础设施。例如，以色列情报机构8200部队长期系统地入侵德黑兰街头交通摄像头，确定目标位置。智能作战方面，人工智能成为战争新要素，全自动、全天候、规模化智能攻击机器越来越突出。例如，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武器可同时覆盖全球关键设施，并具备自动隐藏、自动伪装、自动清除痕迹的能力。触发机制方面，利用技术优势在网络空间、电磁空间持续渗透、窃密、布防，彻底打破和平与战争界限，确保“平时即战、全域皆战”。例如，美国与以色列获取伊朗方面通话记录、车辆轨迹、人脸信息，利用人工智能确定目标位置。

综上所述，可比较网络作战与三版网络战略的关联（见表2），并总结如下。一是2015版网络战略筑牢美军网络攻击能力发展基础，完成网络作战域定性，网络攻击作为战时辅助，而“绝对决心行动”“史诗愤怒行动”中的常态化前置侦察、主动基础设施打击等战术均超出此版战略框架。二是2018版网络战略指引美军网络攻击能力转型，提出“前出防御”“持续交战”“高杀伤网军”等进攻性理念，与“绝对决心行动”“史诗愤怒行动”的潜伏侦察、主动瘫痪军民系统、网络先导等战术相契合。这两次行动通过实战验证了2018版战略理念。三是2023版网络战略奠定了美军新型网络攻击行动新模式，增添的“一体化威慑”“网络战役化”等理念，将伊朗、委内瑞拉等地区对手纳入长期网络竞争规划，而“绝对决心行动”“史诗愤怒行动”中网络战协同军事行动可认为是2023版战略顶层设计的完整实战落地，代表美军网络战已经形成常态化、体系化、多域化霸权运用模式。

表2 两场地缘冲突中网络作战与三版网络战略的关联比较

上述情况还表明，美军战略文件对行动模式与能力的牵引确实存在，战略文件绝非简单的宣示。事实上，美国很多战略文件核心起草人多来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例如，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战略几乎就是智库报告的翻版；而“小院高墙”概念最早由“新美国”智库的萨姆·萨克斯提出，经学界讨论、国会辩论后被拜登团队直接采纳。究其根本，美国能高频、快速推出国家战略、政策法规，绝非政府部门闭门推进的结果，而是依托一套成熟的智库与政府共生机制，背后是早已成熟的标准化战略政策生产逻辑。

网络空间是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疆域，网络作战从辅助作战手段跃升为影响国家安全全局的核心对抗形态。面对美国主导的网络战理论与实践优势，我国需进一步重视、探索网络作战范式改变路径。

（一）理论创新与突破是战略竞争的“先手棋”

网络战理论研究不是纯学术议题，而是决定一国网络空间战略主动权、规则话语权与能力建设方向的顶层先导。美国是全球首个将网络空间确立为独立作战域的国家，网络战略的每一次转向都以理论突破为先导，通过理论创新定义网络战的规则与边界。一是多域联合作战场景下网络战理论的创新。近年来，美军提出“网络空间电磁活动”等融合性理论，推动网电一体、多域协同的作战形态升级，始终以理论优势抢占博弈制高点。二是兼具法理正当性与实践指导性理论框架的构建。网络空间战略竞争本质是思想与理论的竞争，只有以自主理论创新为引领，才能在复杂的网络空间博弈中守住主权底线、掌握战略主动，为网络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顶层支撑。

（二）重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性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涵盖能源、交通、通信、水利、金融、政务及国防科技工业等核心领域，是国家竞争力的物理载体和民生保障的底线支撑。在美军战略语境之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不是“民用附属品”，而是军队能否打得赢的“地基”，保护它就是保卫军事力量本身生成能力，打击对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更是抵消优势的重要选项。随着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持续深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的网络攻击、技术断供、供应链“卡脖子”等风险交织叠加，安全与发展深度绑定。因此，需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新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边界随技术演进不断“扩张”，算力枢纽、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重要性凸显，伴生风险同步升级、新危害涌现。例如，伊朗打击中东数据中心，给受影响公司造成的损失约为每分钟6000美元。二是“反对称性威胁”。社会数字化、智能化程度越高，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暴露的攻击面越广、面临的风险越大。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覆盖最广的网络基础设施，同时我国还是网络攻击的最大受害国，需重点防范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

（三）警惕人工智能武器化危害

人工智能在“绝对决心行动”“史诗愤怒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明美军人工智能武器化、实战化领先全球，会带动其他国家发展智能化武器。因此，需关注以下两点。一是体系化发展。人工智能武器化从单点打击向体系化作战发展，从概念验证走向战术场景深化，主要场景包括：情报收集与分析（如收集并处理海量多元异构数据，按需提取高价值情报信息，支撑不同层次竞争对抗）；关键目标跟踪与打击（如利用巡飞弹药、自主寻的弹药实施协同攻击）；区域近程防空反制（如构建“无人机保护泡”拦截体系）；区域拒止（如部署可回收自主武器实施临时封锁）。二是“人工智能黑客攻击”。人工智能已被用于自动化漏洞扫描、恶意代码生成、认知攻击等环节，还会推动“人工智能黑客攻击”的成熟与应用。通过“人工智能黑客攻击”开展网络战的成本更低、门槛更低但危害更大，可类比网络空间的“无人作战系统”，恶化网络空间安全形势。

（四）科技企业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科工复合体”走上前台，国防创新单位（DIU）等机构将常态化驻守硅谷，确保军事需求与商用技术的精准对接，硅谷精英以预备役或顾问身份参与国防决策。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行为模式具备示范性效应，会在全球形成影响。因此，需重视以下两点。一是算法成为新威慑力量。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战争胜负手，更是国家核心威慑力量，国家竞争焦点从核弹头数量转向算法优势、数据规模与算力储备。二是科技平台演变为战略资产。科技基础设施直接服务地缘竞争，科技巨头成为“数字领土”掌控者，全球网络与数据资源变为国家权力的延伸。例如，卫星互联网提供通信支持、云服务托管情报数据、社交媒体平台被用于开展认知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