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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登山者几乎无山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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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想在国内正经爬座雪山,光有钱、有体能,已经不太管用了。


今年4月,康定市教育和体育局答复登山从业者,说全市符合对外开放条件的山只有两座,乌库楚和雅姆,暂定于6月1日开放。那玛峰、金银山这些在贡嘎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里,不符合开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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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5月29日,离开山只剩三天,两座山又说不开了。理由是天气反复,正在做安全风险评估,什么时候恢复,等通知。


两座,等成了0座。


“黑攀元年”,大部分登山者用这个词,来总结2026年的中国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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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开山 等到登山季结束


在登山审批管理这件事上,存在着一部分空白。当登山者只是少数顶级技术攀登者时,无论是出于刷新登顶记录、开辟新线或者检验自己的能力等等理由,只要他们安全下山,管理部门通常不会出面干预。


当人数较少,安全事故几乎没有的时候,这种空白的存在给人感觉通常是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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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肖


但户外越来越不是一件“小众”的事情,哪怕是垂直到不能再垂直的“技术型雪山攀登”这个分类,现在也挤进了越来越多的人。

上周在北京结束的2026年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开幕式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发布《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超过5亿,户外运动相关产业总规模约3.17万亿元。

 

与之对应的,2026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新版《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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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肖

体育部门有登山审批的程序,保护区有自己的准入要求。规则看似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但非常遗憾以及矛盾的是,规则通常不相交。


俱乐部做了规则范围能做的一切,向导考取了高山向导证,但能做的只有等待。


有人说,政府不是说了不准去吗?为什么还要去准备?不是白费力气吗?


要是世界上所有事情都能像这位朋友说的“令行禁止”就好了。


需求是无穷无尽的,当管理方没有意识或者没有能力去满足大家的需求,需求只能以一种混乱且危险的方式满足。但问题是:是登山的人不听话吗?是自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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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登山者褪去“登山”这个身份,回到日常生活,他们并不是破坏规则的那种人,相反,认真工作,认真攒钱,买装备,付报名费,等待窗口期。他们知道在登山这件事,等待是合理的、必要的,甚至是愉悦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等待似乎没有期限。

川西,介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成都平原海拔约500米,从此向西直线距离240公里,就是蜀山最高峰:7556米的贡嘎主峰。七千米的落差挤在这段距离中,冰川、峡谷、垂直植被和高山草甸集中到同一片区域,川西顶级户外资源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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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嘎山域,更是被视为梦幻登山场域。除了 7556 米的主峰,还有中山峰 6886 米、金银山 6410 米这些6000 米级山峰,也有那玛峰 5588 米、乌库楚 5526米这类 5000 米级技术山峰。技术型商业攀登里最常被点到的名字,基本都在这里。


那玛峰5588米,金银山6410米,本来对应的是不同阶段的攀登需求。乌库楚和雅姆本来被明确列为符合开放条件的山,后来因为天气和评估暂缓。对等着报名的人来说,最难受的就是这个“暂缓”:假要提前请,车票要提前订,可什么时候恢复,一句准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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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网上流行一个热梗:2026登山大冤种。


把几座热门雪山今年的时间线串起来,就可以拼出一份倒霉行程:


报名7月的慕士塔格,事故熔断封山;转头报名启孜峰,熬到9月还在等开山安排;等到快月底了还不开山;立刻转战跑去尼泊尔爬马纳斯鲁,又碰上雪崩风险,整个登山季被叫停;回国想老实一点,爬个玉珠峰算了,又临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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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具体经历叠起来,构成了“黑攀元年”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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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无山可爬


这些事的原因其实不一样:雪崩、事故、自然区保护等等,但对登山者来说殊途同归:2026,无山可爬。

 

“无山可爬”的情况往往会牵连一些其他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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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士塔格7月的两支队伍在登顶后下撤,在7300米左右遇上暴风雪,3人遇难、1人失联。之后新疆自治区体育局暂停了本年度的慕士塔格登山活动,当年已经批了但还没上山的名额,顺延到2027年。


登山取消之后,退费起了争议。不同登山机构退费的口径不一,退一半、退大部分、不退或者顺延。机构的说法是,向导、营地、后勤都已经出发了,成本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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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是登山者手续办完,钱交完,装备买齐了在家等出发,最后等来一句封山,和几万块的扣损。


今年五一,同样是5000米级雪山的四姑娘山大峰、二峰特别火爆,5月3日,有现场向导估计,当天凌晨上山冲顶的有上千人。为了赶日出,大家半夜就出发,头灯顺着雪坡排成一条长龙。爬到峰顶还得再排一次,登顶牌拍照队伍,一度排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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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峰、二峰能接住相当一部分第一次上雪山的人,可爬完这两座的人,接下来想上六千米、想学更复杂的冰雪技术,却找不到合理合法可以攀登的雪山,总不能让人年年回去重修大峰。


海拔当然不等于难度,五千米的技术线,未必比六千米的传统商业线简单。但在国内报批,登顶经历就是一道门槛:7000米以上山峰的国内团队申请材料里,要求队员有6000米登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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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米能走的路少了,想往上走的人就卡在这一步。


启孜峰算一个出口。国庆期间,第二十三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 70 周年在6206米的启孜峰办了登山交流活动,200余人登顶,但它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商业登山名额,不能直接付费买名额。


而且就算是商业活动,全国上万登山爱好者,总不能一年到头就围着这几座山、这几场活动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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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乐观的人会想到天无绝人之路,把目标挪到了国外。


到今年10月初,尼泊尔秋季拿到许可的648名登山者里,中国人有118个,人数排第一。海外名峰本来就有吸引力,国内的合规计划一再落空,只会让人更想找个能提前定下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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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肖


但这样,就会把本来属于国内户外产业的市场和人才拱手让出。隔壁的尼泊尔被称为山岳王国,今年登山季光登山许可费这一项就收取 2.3896 亿卢比,约合 157 万美元。当地政府带头推动徒步登山事业,让此地在最近这些年崛起一大批世界级雪山攀登向导和攀登公司,带动了庞大的徒步露营产业链,让尼泊尔这个山地内陆小国,在世界都有知名度。


但登山这件事,往往并没有换个地方攀登这么简单,不同的山,有不同的意义,也承载了不同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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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夏邦马是唯一一座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山峰,要想凑齐14座8000米级山峰攀登,绕不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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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姆斯2019年的目标,是在七个月内完成14座8000米级山峰的攀登。当季希夏邦马关闭,9月11日,尼泊尔方面就已公开为他争取许可。9月27日,他完成第13座马纳斯鲁,最后一座仍未获准。10月1日,中方传出同意发放特别许可的消息,直到10月15日,他才宣布正式拿到许可。从已有公开交涉记录到拿到许可,前后至少34天;仅爬完第13座之后,就又过了18天。


10月29日,他终于登上希夏邦马,从4月23日登顶安纳普尔纳起算,总用时18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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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拉2022年的计划,爬到12座,剩下卓奥友和希夏邦马,疫情期间无法拿到希夏邦马的许可,攀登计划终止。


2023年,等她拿到希夏邦马的许可,决定从头再来。第一座就从希夏邦马开始,4月26日登顶,7月27日在K2收尾,14座用了92天。


连冲击世界纪录的外国人,都得先等许可落定,才敢排后面的行程。实际上我们纸面上的审批办法、材料清单,一直都有。可落到具体某座山,什么时候受理、为什么停办、什么时候恢复,全是未知数。说到底,我们并没有一套完整、透明、成体系的登山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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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是无穷无尽的

 

圈内长期存在“虫草攀”“牦牛攀”这种黑话,拿挖虫草、放牛打掩护登山。消费者和俱乐部彼此心照不宣,这时候,“售卖”这个动作本身,也可能变成一种没来由的自信:他敢接,应该就没问题吧?


至于到底包不包活,保险认不认,谁也说不清。反正一个敢卖,一个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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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没有报备,遇险后,救援人员先要查清有多少人、从哪里进山。保单上的赔付金额再高,也得看具体条款是否覆盖这次活动。


合规的路少了,确实让人难办。可明知没有许可仍然出发,也是登山者自己的决定,该担的责任免不掉。只是,一句“谁让你非要去”,解释不了为什么连原本坚持合规的机构,也开始考虑接黑攀。


山一封,最先没收入的是靠登山季吃饭的向导和协作。攀登名额可以顺延到明年,但今年登山季却实打实产生了损失。山脚的马帮、客栈也一样,原本等着登山团来的生意,一起没了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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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俱乐部对向导私下接黑攀,不支持也不反对。公司自己给不了活,要求向导不许接私单,话就说不硬气。向导总得找事做,客人又还在找人带,私下就有了生意。


这里面也有利润,六千米的目标越稀缺,越有人愿意花大价钱。


愿意培训人员、按要求配人的公司,守着规矩,可能整个登山季一个团都没有。向导走了,恢复开放后重新组织队伍还要时间。之前花功夫办下的资质、攒下的信誉,抵不过别人一句私信“保证把你带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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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花钱培训、考试拿证,原本是为了能合规带队。可证拿到手,能申请的山却少了。资格有了,工作没有,证书自然很难在市场上得到应有的认可。


另一方面,已经出现了花高价借证、买证去报批的乱象。资料上写的是这个向导,现场带队的却可能是另一个人,向导本人未必会出现在队伍里。


地方也有自己的难处。山地救援烧钱,出了事故还有问责和善后。培养救援队、建设通信和营地,都得花钱花时间。相较之下,停止受理申请,发个通知就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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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审批停了,还想进山的人转到私下,山上有哪些队伍,反而更难掌握。巡护、劝返的工作仍要有人做,原本靠带队挣钱的村民,还可能被动员去拦自己的客人。


收入没了,巡山的事多了。如果巡护经费和转产的生计没有跟上,禁令就很难靠基层一直守。人没拦住,出了事还得搜救,地方想省下的麻烦并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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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区有法律边界,不能因为有市场,就要求给登山开口子。但那些具备开放条件、因天气或风险暂缓的山,也得有后续评估和复查。什么时候能重新申请,不能永远是一句“等通知”。


能否重新开放,要看山况;由谁评估、结果在哪里公布,应当有明确安排。登山者可以接受等待,总不能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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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放也不意味着政府包安全。向导有没有到场,组织者有没有落实保障,队员有没有擅自改变计划,出了事按具体行为查。救援费用按规则处理,地方不必包办每次冒险,经营者也不能用一句“风险自负”推掉组织责任。


申请关掉,合规的队伍不来了,愿意冒险的却未必会停。最后,少了正常经营的收入,该承担的巡护、救援和善后一样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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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几乎是全世界最丰富的山地资源,但国内登山者几乎无山可登,是一种极其可悲的境遇。一刀切看似省事,最终困住的,是我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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