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婚育推迟与生育低迷已成人口新常态的重要问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3，远低于2.1的代际更替阈值；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5%，意味着我国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面对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挤压，破解之道不在于的“催婚催育”，而在于将生育水平引导至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资源环境承载力及家庭生育意愿相匹配的适度区间。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它深刻影响着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生活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标志着我国人口治理理念发生了系统性转变。随着人口转变持续深入，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日益凸显。面对这一新常态，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升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高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任务，并强调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则要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从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到着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再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一脉相承、层层递进，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人口发展的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
实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适度生育水平
适度生育水平是在适度人口理论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人口新常态和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
从人口再生产的内在规律出发，适度生育水平是指能够维持代际更替并实现人口规模长期稳定的生育水平，当总和生育率维持在2.1左右时，人口生育水平达到更替水平。当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时，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为负，人口负增长惯性不断累积。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远低于更替水平。如果不进行调整，未来我国人口规模将面临加速萎缩的风险，将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度老化以及社会创新活力的衰减。
福州某幼儿园小朋友在美食工坊体验制作香蕉奶昔。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人口发展并非封闭的和孤立的发展，人口的发展始终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因素相互影响、相互适应，是有机统一体。所以，适度生育水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值，而应当是与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相匹配的生育水平。适度生育水平寻求一种动态的、可持续的平衡状态，使人口规模、结构和质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绝非机械地强调让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而是在充分评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国民社会文化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从“控量”全面转向“提质”与“优化结构”，以适宜的结构、优良的素质、合理的分布弥补生育水平暂时无法实现人口更替的影响。
适度生育水平是破解少子化和老龄化困局的关键
少子化和老龄化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新常态中最典型的两大特征，也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核心挑战。
从人口发展的规律看，出生率长期在低位徘徊会削减人口金字塔的底部规模，导致人口再生产的缩减型特征日益明显。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这不仅意味着未来劳动力资源的萎缩，更预示着社会抚养比的上升。因此，保持适度生育水平是破解少子化和老龄化困局最直接、最有效的关键所在。
从人口结构的变动看，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与少子化趋势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当总和生育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时，人口年龄中位数会迅速攀升，导致社会整体活力下降。有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如果生育水平无法有效回升，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如果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将严重挤压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空间。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5.9%，已经成为中度老龄化社会，如果不能通过综合性社会政策提升生育水平，这种失衡将成为制约经济有机循环的重要阻力。
适度生育水平的维持对于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体力劳动，但人口作为消费主体和创新主体的功能无法被完全替代。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变，但这一转变的前提是拥有足够规模的青少年人口基数作为支撑。如果少子化趋势得不到遏制，教育系统的资源配置将面临浪费，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生源危机将逐步演变为全产业链的创新动力不足。通过政策干预将生育水平引导至适度区间，不仅能够增加未来劳动力规模，也能通过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为社会提供持续的消费需求和创新动力。
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存在差距，其根源在于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超过了家庭的承载力。因此，破解少子化困局不能单纯依靠生育补贴，而必须加快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优化生育休假制度，以及通过税收优惠减轻家庭负担。只有当社会支持系统能够有效抵消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时，生育水平才能逐步回升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适度区间，从而扭转老龄化加速的趋势。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与人口规模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人口高质量发展并非单纯追求人口素质的提升，而是强调在规模、结构、素质与分布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适度的人口规模能够提供规模经济效应，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根植于14亿多人口的消费潜力和生产能力。如果人口规模出现剧烈萎缩，这种规模效应将逐渐消失，可能导致产业链配套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削弱。因此，将生育水平维持在适度区间，是确保国家战略安全和经济韧性的必然要求。
从社会治理效率的角度出发，人口规模的适度性和稳定性是社会协作和公共服务效率的保障。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资源配置以及交通网络布局，都是基于人口密度和总量进行的科学规划。如果人口规模剧烈波动，将导致公共资源利用率低下，甚至出现社会治理的真空地带。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可以减缓人口负增长的冲击力，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赢得战略缓冲期。这种缓冲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社会心理层面，稳定的人口规模预期，将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和居民的长期消费意愿。
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看，适度生育水平是实现人口“素质优良”的前提。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人口整体素质，而人口素质的提升依赖于持续的教育投入和良好的成长环境。当生育水平过低时，家庭和社会可能陷入精心抚育的误区。虽然个体人口素质可能提升，但由于总量不足，社会整体的创新产出总量未必增加。相反，适度的人口规模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竞争与协作，促进知识的溢出与传播。通过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使更多家庭能够负担起高质量的养育，可以让人口“量”的适度与“质”的提升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形成总量充裕、结构优化的现代化人力资源。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系统、动态和协调的观念，统筹考虑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的协同。适度生育水平不仅仅是一个人口学指标，更是一个衡量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指标。在未来的发展路径中，应当继续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通过制度创新破解“低生育率陷阱”。这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政策引导，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生育、关爱儿童、支持家庭的共识。只有当适度生育水平成为一种内生的社会动力，人口规模才能保持在合理区间，人口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支撑和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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