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将自由从国家、社会、经济与商业等宏大叙事拉回到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第一个要谈的领域是教育，它几乎牵动着每一个家庭最敏感的神经。
在谈教育自由之前，我先分享一下我曾经就读的一个“另类”小学，其便是一场未经设计的、无意间极其符合教育规律的自由实验，可能会对当下的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我的小学教育，是在一个“草台班子”学校里完成的。
1993年前后，我所在的村子没有像样的学校，村子中唯一一所公立小学的教育水平非常糟糕。如果按部就班，大概率考不上一所好初中，更遑论大学。于是我的父亲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办一所小学。他联合几户村民，租了几间民宅，从邻村请了两位民办教师。没有操场，没有图书馆，没有多媒体教室，连课桌椅都是各家凑的。
就是这所在任何教育评估标准下都不合格的“学校”，在几年后全县最好的一所初中招考中，取得了几乎全县最高的录取率，我也考出了全县最前列的成绩。这所学校为数不多的学生中，后来绝大多数都考入了大学，我还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也是当年全县少数几位之一。
这个“草台班子”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出色的教学效果，正是源于其无意中符合了教育的科学规律。
第一，师生比极高。我们班11位学生，2位老师，这比任何重点学校的师生比都优越。在基础教育阶段，没有什么比老师的个体关注更重要。
第二，教学高度灵活。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需要应付，没有各种检查评比需要准备，没有各级教研部门的材料需要填报，老师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把知识教进去”这一件事上。
第三，竞争机制天然存在。如果教不好，家长随时可以把孩子带走——因为没有学籍绑定，没有学区房门槛，选择权完全在家长手中。学校与老师始终处在被选择的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比任何行政考核都有效。
第四，利益高度一致。老师的收入直接来自家长的学费，教得好就留得住学生、留得住饭碗，教不好就面临失业。激励链条短而清晰。
多年以后，我系统研究了教育，回头看那所学校，才发现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自由教育样本：办学自由（家长自主创办）、择校自由（随时用脚投票）与教学自由（教师自主安排）。这四个自由，恰恰是今天整个教育体系最稀缺的东西。
更耐人寻味的是后来的对比。小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全县最好的初高中读书，在全国多个知名高校学习，见识了越来越“正规”的教育体系。坦白说，教育的质量并没有随着学校级别的升高而同步提升。在我心中，童年那所“农村私立小学”堪称有着全世界最好的教育模式——小班教学，知识渊博的老师，亲密的师生关系，充分调动学生兴趣与主动性的教育形式，较轻松的课外作业负担，以及不分优劣生、不分家庭背景的平等对待。上述每一条，在当下都是极为稀缺的。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再允许那类学校出现的制度环境。
谈完基础教育，再看高等教育。中国人对大学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敬畏，考上大学叫“金榜题名”，大学教师叫“先生”“教授”，大学校园叫“象牙塔”。这种神圣化的认知，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结果，我们用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的标准来办大学。
我想借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种荒谬。
大学和菜市场有什么区别？本质上没有区别。菜市场满足人对食物的需求，大学满足人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两者都是服务供给机构，都面向需求方，都需要配置资源，都面临效率问题。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城市只能有三家菜市场，每家菜市场的规模由政府审批决定，卖什么菜由教育部门统一规定，菜贩子必须有编制才能上岗，老百姓买菜必须经过资格审核。
但这恰恰是我们办大学的方式。大学的设立要政府审批，专业设置要主管部门备案，招生名额要下达，学费标准要核定，教师编制要审批，校长要组织任命。一所大学从创办到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被行政力量牢牢把控。这种控制的结果是什么？是供给严重不足，是质量参差不齐，是资源错配。
当前教育的核心问题不是“不公平”，而是“优质供给不足”。清华北大之所以难考，不是因为它们不公平，而是因为全国只有两所清华北大。如果把办学自由放开，允许民间力量自由创办大学——有国家开办的公立大学，有慈善家创办的公益性大学，有企业开办的私立大学，也有专家学者在自己特长领域创建的小规模专业院校——让市场竞争来决定这些大学的生存，一定会沉淀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优秀大学。有了充足的供给，学生完全不再需要挤高考独木桥，不需要长期应试内卷，而是可以基于自己的兴趣、特长去自由择校。
有人会质疑，民间办的大学能有什么水平？看看事实：美国的斯坦福、麻省理工、芝加哥大学，无一例外都是私立大学；全球大学排名前二十中，美国私立大学占据半数以上；印度最好的理工学院之一的比尔拉理工学院，完全由民间资本创办，没有任何政府拨款。大学的卓越与政府投资没有必然联系，与行政级别没有必然联系，与办学主体的性质没有必然联系。卓越来自竞争、来自市场选择、来自办学者的使命感与创造力。一所大学本质上是几间教室、一批教师和一群学生的组合，在知识获取成本已经趋近于零的互联网时代，办起一所高水平大学的门槛，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高。高的不是门槛，是审批。
我在分析商业世界时有一个观察，看一个行业有没有前途，就看它允不允许新玩家进入。高等教育之所以几十年供给不足，就是因为几乎不允许新玩家进入。供给被锁死，需求年年膨胀，那么剩下唯一的调节方式就是“考”，用越来越残酷的考试，为稀缺的座位分配资格。内卷不是学生们的选择，是供给短缺的必然结果。
高考600分和500分，对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有本质区别吗？其实没有，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愿意正视的事实。
高考分数的差距，反映的不是能力的差距，而是应试训练程度的差距。一个考了600分的学生和一个考了500分的学生，在进入职场后的表现差异，远远小于他们分数的差异。甚至在很多领域，500分的学生因为没有被过度规训，反而保留了更多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我们的教育体系让学生把人生中最宝贵的6年（初中加高中），几乎全部耗费在基础知识的无意义重复上。数学刷题、英语背单词、历史记年份，这些知识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九成以上用不到。用得到的那一成，也根本不需要花六年时间反复操练。这不是教育，这是选拔。而且是一种效率极低、代价极大的选拔。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选拔标准本身就是单一的。高考考察的是逻辑推理、记忆力与应试技巧，这些当然是重要的能力，但绝不是人类天赋的全部。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可能考不好数学，一个有动手天赋的人可能根本不适合坐在教室里刷题，一个有商业嗅觉的人可能对标准答案毫无兴趣。但高考对这些人说，不管你擅长什么，你都得按我的标准来；你的天赋不被我的标尺测量，那你的天赋就不被社会承认。
我观察过一个现象，应试成绩好的一批学生，并不具有相较成绩差的学生更高的品格，甚至要更低。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再到社会，自始至终表现优秀的人少之又少；小学成绩好的到初中掉队，初中成绩好的到高中掉队，高中成绩好的到大学平庸，大学成绩好的到社会平淡。人的变化之大是超出想象的，我们不应该用任何一个阶段的表现就轻易去否定或夸大一个人，而是应该从文化与机制上，尽可能不用短视的方式去轻易定性一个人，从而剥夺他成长变化的可能性。在所有机制中，高考是最为违背这种规律的机制，它完全忽视了人的变化之大，只以一个时间节点的几张试卷的简单表现，就对人的命运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短视性的评价对人的伤害，远大于价值。
所以我说，大多数个体成功本质上都只是运气，是个人天赋正好匹配了高考制度。那些普通人很多也有着独特天赋，只不过他们的天赋不被这套筛选机制认可而已。真正合理的社会，应该允许多元的筛选标准并存。考试可以是一种，动手实践可以是一种，创作作品可以是一种，商业成绩可以是一种，让不同的天赋找到不同的赛道。
教育领域有一个流行的观点，学生不自律，所以需要外在的强制力量来约束。学校要管、家长要管、社会要管，管得越严，效果越好。
这个观点是错的，自律多是建立在热爱与天赋之上。一个人对某件事有真正的热爱，或者在某方面有真正的天赋，自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个痴迷编程的孩子可以连续十几个小时不吃饭不喝水地写代码，一个热爱绘画的孩子可以在画板前一坐就是一整天。这种自律不是被管出来的，是内在驱动出来的。
反过来，一个人对某件事既没有热爱也没有天赋，让他在这件事上保持自律，是残忍的。这不是教育，是强制与压迫。长期被强制做不擅长、不喜欢的事情，一个人不仅不会产生自律，反而会形成习得性无助，对一切事物丧失兴趣和主动性。
中国教育体系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试图让所有学生在所有学科上都达到统一标准。一个数学天赋极高但语文平庸的学生，被迫花大量时间补习语文；一个艺术天赋突出但数理化一般的学生，被迫放弃艺术去刷理科题。结果是，没有人发展出了真正的特长，所有人都在自己的短板上耗费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对个人而言，浪费了天赋和潜能；对社会而言，浪费了人力资本。
教育市场化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容纳这种不同。私立学校有天然的动力进行教学创新，因为它的生存取决于能否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公立学校缺乏这种竞争压力，因为它的生源是学区划定的，经费是财政拨付的，无论办得好坏，学生不会减少，经费不会缩减。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系统，不可能有改进的动力。
教育自由不是放任不管，教育自由是让教育回归本质，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发展自己的能力，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需要三个层面的自由。
第一，办学自由，允许民间力量自由创办学校，包括大学。
取消烦琐的行政审批，代之以事中事后监管。办学的门槛不应是政府审批，而应是市场的选择——学生来不来、家长认不认可。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基本的质量底线和信息公开规则，而不是代替市场做选择。
第二，教学自由，让学校和教师拥有教学自主权。
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材、怎么评价，应该由教育第一线的教师来决定，而不是由远离课堂的行政部门统一规定。教学标准可以有，但应该是宽泛的指导性标准，而不是事无巨细的操作手册。
第三，选择自由，让学生和家长拥有真正的选择权。
打破学区壁垒，打破学籍绑定，让教育经费跟着学生走，而不是跟着学校走。当一个学生可以从一所学校自由转到另一所学校时，所有学校都不得不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
这三个自由，归根结底是一个逻辑，越控制越失控，越自由越有序。控制的结果是千校一面、千人一面，是教育投入年年增长而质量提升不成比例，是每年近千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而企业却抱怨招不到可用之才。自由的结果是多样性、是竞争、是进化——当教育真正市场化之后，会出现各种类型的学校：有的专注学术研究，有的侧重职业技能，有的强调艺术创造，有的致力于体育特长。学生会流向最适合自己的学校，学校会围绕学生需求不断优化。
回看我就读的那所“草台班子”小学，它的成功不是因为多么科学的设计，而是因为它无意中处在一个接近自由的状态：家长自由选择、教师自由教学、学校自由运营。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教育的自然规律得以发挥作用。
教育自由是让每个孩子释放天赋的前提。一个不自由的教育体系，无论投入多少资源、制定多少政策，都只是在桎梏中打转。唯有自由，才能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本义，不是塑造，而是唤醒；不是统一，而是绽放；不是控制，而是释放。
越自由，教育越有生命力。越控制，教育越走向衰败。这不是理论推演，而是被无数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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